当前,世界正孕育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也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视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
1、当今世界科学发展呈现新的特征
科学向纵深发展,知识创新日新月异。经过科学家们的不懈探索和长期积累,重大科学成果不断涌现,大大拓展了人类认识的疆域。希格斯(Higgs)粒子的疑似发现,使人类的认识更加逼近物质本元和宇宙起源。首个“人造单细胞生物”的创造,标志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发展到合成生物学时代。开始对神秘的量子世界实现调控,反映了量子力学的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
学科交叉融合更加紧密,不断催生新的领域和方向。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融合形成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等方向。纳米科学与众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纳米电子学、纳米生物学等新方向。关于全球变化机理及其响应的探索,正成为汇聚生态、环境、能源、气候、海洋、水文、植被、冰川、冻土等多学科的综合交叉研究。
重大实验装置创新对于重大科学发现的支撑作用愈加显著。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建成和运行,为研究宇宙起源和物质质量来源提供了重要保障。国际空间站、大型地球轨道天文台等观测装置极大增强了人类认识宇宙和地球的能力,为暗物质暗能量研究和太空资源开发奠定了基础。
开放合作、协同创新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人类共同面临诸如生态、环境、粮食、疾病等全球性挑战,迫切需要构建全球开放合作研究的大格局,动员全球科技资源,共同攻克难题。目前,已开展的全球实时海洋观测网(ARGO)、全球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GEO BON)、国际磁约束核聚变计划(ITER)和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等,已成为国际大科学工程新热点。
2、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赋予基础研究历史使命
近年来,我国科学研究快速发展,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中微子振荡、高温超导、诱导多功能干细胞、多光子纠缠、水稻分子育种等科学前沿探索中,取得多项重大原创性成果,展现了强劲的实力。但是,由于我国现代科学起步晚、积累少,整体水平落后,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足。要成为真正的“科技强国”,必须有持续的高水平的科学产出,必须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高度重视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是新技术的源泉、新兴产业发展的源头。近年来,在DNA结构、纳米效应、诱导多功能干细胞等方面的探索,相继催生了生物经济、纳米产业和再生医学产业的革命式发展。大量新科学原理的应用,成为新技术的源头乃至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当前,我国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这里面有大量的科学问题需要解决。例如,许多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如能量转换效率、部件寿命、材料可靠性、振动降躁等亟待解决,需要搞清楚其中的机理;工艺生产过程中的重污染、高能耗、低效率等问题,也需要从基础研究入手,对工业设计、工艺流程、方法等加以改进。
基础研究是加强创新型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举措。发达国家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大都注重基础研究。2009年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大约22%是来自企业投入;朗讯科技、辉瑞制药、三星等公司研发投入都占营业收入的10%以上。基础研究已经成为这些企业维系原创能力,实现专利和标准布局,确保其行业领先地位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仅占企业R&D活动经费的1‰,但一些龙头骨干企业已开始注重基础研究。2012年,华为、中兴两家公司的研发经费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均超过10%。未来,在逐步成为世界领先企业的过程中,我国企业将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是我国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关键支撑。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压力,公共健康、食品安全、生态环境、防灾减灾等民生问题都亟待解决。农作物及畜、禽新品种的选育,各种新发传染病、癌症等重大疾病致病机理的揭示等诸多方面还存在着发展的瓶颈。破解这些瓶颈的关键,在于科技的不断突破,特别是需要基础研究提供更多支撑。
3、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基础研究繁荣发展
基础研究工作涉及多个部门,要完善宏观决策机制,明确分工定位,科学规划布局,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协同创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要更加侧重基础、前沿和人才,鼓励科学家自由探索,促进学科发展。973计划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等要凝聚重大战略需求和科研兴趣,明确科学目标导向,组织团队,着力解决影响未来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国家重点实验室要用好稳定支持和竞争性支持两个机制,在开放共享、协同创新方面形成新的科学研究基地典范。
要积极进行前瞻布局。加强宏观战略研究,强化对国际科学前沿重点领域和方向的谋划布局,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趋势,研究制定发展规划和路线图。积极瞄准国际科学前沿孕育重大突破的热点问题,如量子科学、脑科学、合成生物学、深海科学等超前部署。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和行业发展方向,加强对农业、材料、能源、资源环境、健康、信息、制造与工程等领域的前瞻性部署,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
要强化基础研究投入。继续发挥中央财政在基础研究投入中的主体和引导作用,调整投入结构,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建立和完善多渠道支持格局,制定引导政策和激励措施,促进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不断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逐步扭转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偏低的局面。探索稳定性经费与竞争性经费相结合的配置机制,加大对科研机构建设运行费和基本科研业务费的投入力度,不断提高稳定支持的强度。
要支持和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和措施,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和企业化转制院所重视并投入基础研究,改变企业R&D投入中基础研究经费比例较低的局面。通过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鼓励企业对行业中的关键技术和竞争前共性技术进行研究探索。通过重点企业与自然科学基金建立联合基金,促进高校、科研院所向企业传播最新科技进展,通过共建研发机构、联合实验室等形式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弥补企业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的短板。
要继续巩固和加强国际合作。在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框架下,围绕共同关注的全球性或区域性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加强政府组织的合作。继续鼓励科学家之间合作,鼓励我国科学家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研究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在国际学术机构中担任职务,吸引更多国外优秀科学家来华从事科研与交流。支持我国科学家参与或发起组织重大国际科技计划。
要创造良好的基础研究氛围。促进科研机构落实改进科技评价方式,克服浮躁和急功近利心态,根据基础研究周期长、风险大、厚积薄发等特点,鼓励开展系统性、长期性的研究,为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科技人员潜心钻研提供宽松向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改变单一依靠科学论文评价科研产出的方式,要以科研工作的内在科学价值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贡献作为评价取向。以科学研究的学术意义、创新性和潜在价值等为主要依据进行评价。积极树立知识创新的自信。打破思维惯性,鼓励“奇思异想”“标新立异”等具有变革性创新的学术思想,鼓励敢为人先的创意创造,逐步转变跟踪随进的思路。(科技部部长 万 钢)
相关链接
Peter Higgs 粒子
Peter Higgs 粒子(希格斯玻色子)是上世纪60年代由苏格兰物理学家希格斯(Peter Higgs)最先提出。希格斯认为在137亿年前的大爆炸中,是希格斯玻色子赋予了粒子质量,如果没有质量,这些粒子将以光速在宇宙内穿行,无法结合在一起形成原子。所以正是希格斯玻色子使恒星和行星都得以诞生,最终孕育生命,它被认为是解释宇宙起源的最关键的拼图碎片,也被诺贝尔奖得主李德曼(Leon Lederman)称为“上帝粒子”。
SKA项目
SKA项目工程使用了大约3000个接收器,它们排列成星系螺旋的样子。大部分接收器放置在同一个核心的周围,其余的则被安放在一组有3000公里(约2000英里)长的延伸臂上。光纤缆把每个镜片联结到一个中央处理区,在这里超级计算机把数据整合起来。SKA项目的灵敏度将是目前已有的射电望远镜的50倍,它可以探测的宇宙范围是目前的数千倍远。SKA项目将参与到捕获重力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其广义相对论中把重力形容为空间结构中的涟漪)的研究中。它将探测天体之间的神秘磁场。它使天文学家可以一瞥宇宙的黑暗时代——宇宙大爆炸后40万到800万年时,物质冷却下来并生成了星系和星系团这样的大尺度天体。它的分辨率还有助于研究太阳系外行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