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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部影片的票房价值是衡量其社会效益的基准所在，但是不要认为一部影片的票房价值，就等同于这部影片的文化价值。这就是说，一部影片如果赢得了5亿人民币的票房，按照50元一张票计算，它意味着已经有1000万人看了这部电影，这意味着在经济上他们对这部影片都投了赞成票；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文化上对这部影片投赞成票，有时甚至在经济上投了赞成票的观众，在文化上可能还会投反对票。对影片的经济研究在观众走进电影院的那一刻，即在观众的消费行为发生的那一刻，几乎可以暂告结束；而电影的文化研究则不同，在观众走进电影院的那一刻它也许才真正开始……
心理市场的隐性流失
从影片人物心理的设计上看，《北京遇见西雅图》力图展现的是一部当代中国“拜金女郎”的心灵救赎史。文佳佳从一个崇尚物质主义的拜金主义者，一个依附在他人怀抱里的“小三儿”，转变成了一个蔑视金钱、具备独立人格的现代女性是影片叙事的主导动机。这种立意对影片而言，不仅是极具挑战性的高难度叙事行为，而且也是高难度的伦理跨越。虽然，影片叙事流畅，可是，对于涉及个人情感的转型之作，不仅仅需要的是叙事逻辑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它还需要一种价值理念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影片除了在语言逻辑上建立一种能够征服观众的叙事话语之外，作者还需要通过叙事情节设定一种能够被观众认同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北京遇见西雅图》的灵感创意来自1993年由美国明星梅格·瑞恩与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影片《西雅图不眠之夜》。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梦幻般浪漫的爱情故事，作者却严守着叙事的伦理边界。文佳佳与《西雅图不眠之夜》中的安妮在道德上根本就不可能站在同一个地平线上，尽管她们最终都与自己心仪的男人在纽约帝国大厦上双双牵手。与《红高粱》里的九儿、《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宋莲、《风月》里的如意不同的是，文佳佳的“婚外情”中并不存在着一个对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也不存在着对一个畸形的、变态的婚姻关系的反抗，所以，文佳佳对老钟的情感选择除了强化了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之外，并没有、也不可能体现出任何积极的意义。
显而易见的是，文佳佳一出场就是一位在心理上对美国文化带着深度认同倾向的“物质女郎”。片中，西雅图的景色对于她几乎成了特效的情绪安神剂；曾经是许多部好莱坞电影中男女主人公定情之地的纽约帝国大厦顶层的观光台一旦成为中国人的“美式”爱情故事的团圆之地，更让人觉得是对美式浪漫爱情的高度认同。在影片中，中国男女之间物质化的情感关系，在美国能够被转化为另一种纯真的爱情关系；在中国不能够被大部分人接受的同性恋问题，在美国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接受。电影的叙事逻辑与现实的文化逻辑相抵触的是，美国这个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用主义哲学与功利主义价值观基础之上的“金元帝国”，竟然会成为尊奉拜金主义、物质女郎文佳佳的灵魂救赎之地。我们在此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中国电影在叙事方式与叙述空间上都要与好莱坞电影背道而驰，而是想说，好莱坞电影除了在经济上占据了我们电影放映市场的半壁江山之外——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越来越彰显出它的心理作用，我们在本土电影市场上经过激烈的市场争夺而站住脚的中国电影，在价值取向上又回到了美国电影的文化版图上，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电影心理市场的一种隐性流失。
文化价值观上决不能皈依好莱坞电影
中国电影在商业上的成功有目共睹，电影的票房纪录接二连三地被刷新。可令我们始料不及的是，我们对好莱坞电影叙事法则的借鉴，无形中也将缝合在其叙事体系中的价值理念嵌入到中国电影的形象图谱中，致使我们在经贸领域我们通过艰难谈判争得的本土电影份额，在经济上获得了观众的认可的同时，却在心理上远离了我们的本土文化。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电影的产业化，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蜕变为中国电影的好莱坞化——这不是指中国电影对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的移植，而是指我们占领市场的主流电影，在文化价值观上不能够皈依于好莱坞电影，进而使我们的主流电影失去精神的民族归属感。在当今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路径上，尽管我们不赞成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完全对立起来，但是，不管我们借鉴的是哪种类型电影的衣钵，最终连接的都是我们本土文化的“地气”。这个本土化，即指的是我们对自己脚下谋生图存的这片土地的关注，也指的是对我们自己头顶上魂牵梦系的文化天空的认同。
我们的电影《非诚勿扰》曾经使日本（特指北海道）的旅游人数呈几何人数的增加，致使日本的首相到访中国也要专门接见中国电影的监制与导演；泰国也因《泰囧》的热映而拉动了国内的旅游业；现在《北京遇见西雅图》是不是又要引起人们对西雅图和纽约的帝国大厦的观光热潮了呢？纽约的帝国大厦成为见证一对中国恋人的标志性空间，在那里历经生活挫折的一对男女分别带着各自的孩子，将双手握在了一起。就在这个情意缠绵的时刻，我们看到了在好莱坞电影中常看到的飘扬的美国星条旗······
尽管文佳佳回到中国后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过程，但是她最终依然还是与从来没有在场的老钟分道扬镳。她几乎是在冥冥之中回到了美国，那里是她爱情生活的启蒙之地，也成为她情感世界的最终归宿。为此，在文化的属性上，北京成为一个物质性的空间，西雅图成为一个精神性的空间；北京的家庭是一个寡情寡义的地方，西雅图的家庭是却是一个温馨和睦的地方；我们并不否认美国的现实对于某些人而言确实就是这样一种真实的经历，可是这一切个体的生活经验是否可以引申为一种电影写作的文化逻辑就值得质疑了。
价值定位应以公众敬守的价值取向为基准
当年冯小刚导演的影片《不见不散》，美国只是一个物质富足但却竞争激烈的异域空间，它没有被表现为一种跨越文化界限、完全被主人公认同的精神福祉。包括美国的职业警察竟然在向葛优这样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中国人学习汉语，在文化上他们甚至处于劣势。片中的主人公最终还是回到北京圆他们的情爱之梦，美国对他们的人生轨迹来说，只不过是个中转站，而并不是情感的最终归宿。可见，我们当年对美国的文化想象并不像今天的一代人那么美妙。尽管那个时代的中国远还没有达到像今天这样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的富裕程度。
美国形象，在中国电影与电视剧中的形象目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生存第一，这个在海外移民题材的电影中曾经反复出现的叙事母题，在21世纪《北京遇见西雅图》这样的电影中销声匿迹了。中国姑娘文佳佳在美国不是靠没有限额的金卡供她享受生活，就是靠弗兰克的美金为她解燃眉之急。在当今中国移民题材的电影中，个人的情感问题已经成为超越生存问题之上的第一主题。与生存密切相关的温饱问题在美国几乎已经不是问题。比起20世纪的中国影视剧中所着意表达的生存困境，现在凸显的情感主题折射出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忧患正在逐渐降低，而精神的焦虑在不断加剧。与原来的作品中同样存在的问题是，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认定，这其中包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播，对这些电影中存在的文化问题，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去关注，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去关注呢？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够只关注一部影片在叙事逻辑上的合理性，人物性格上的合理性，而不注重一部电影在价值取向上的合理性。特别是对于一部影片预先设定的“价值空间”应当给予必要的关注，因为一部叙事逻辑严密、情节设置巧妙的电影，完全有可能出现在价值定位上的倾斜或位移。即便我们身处一种多样文化的社会语境中，作为主流商业电影，其价值定位也应当与公众普遍敬守的价值取向为基准，以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为圭臬，这样才能够保证电影的价值导向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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