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吧，说出你的秘密

    乔叶的《认罪书》（刊于《人民文学》杂志2013年第5期）是从煞有介事的“编者注”开始的。一瞬间，我都有些恍惚，只有在进入阅读之后才能确认，没错，这已然是小说的一部分。

    《认罪书》采用了略萨所说的“中国套盒”的结构。对此，他是这样定义的：“（中国套盒）指的是按照这两个民间工艺品那样结构故事：大套盒里容纳形状相似但体积较小的一系列套盒，大玩偶里套着小玩偶，这个系列可以延长到无限小。”在略萨看来，这种手法实在太古老，用得太普遍了。

    乔叶在小说里设置了三层“套盒”。最外面的一层故事是作为编者的“我”收到了金金寄过来的一本关于自身经历的书，此时的金金已经去世了。“我”介绍了这本书的来龙去脉以及编辑体例之类的问题，交代了主人公的身份和背景，也交代了“我”的观感。

    第二层，是金金的故事，她爱上了有妇之夫梁知（是“良知”的谐音吗？），在感情被强行中止之后怀着身孕赶到了源城。未能挽回感情的她怀着强烈的爱与恨，嫁给了梁知的弟弟梁新（良心？）。当然，如你所猜想，所有的秘密终将大白于天下，于是，结尾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与此相关的所有人，甚至包括孩子，都沉入了死亡的深渊。这是一个“罪与罚”的故事。

    然而，第三层故事，也是这部小说中最核心的故事，那就是金金千方百计所探求的梅梅的故事，看那些个面容平淡普通一如你我的人们如何以一己之私毁掉了她们。这可能是“认罪书”之“罪”的根本意义。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这罪，如同日升日落，以最平凡最朴素的样子沉淀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小说里，乔叶借助“作者注”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对有的人来说，谴责是容易的，理解是困难的。对有的人来说，理解是容易的，谴责是困难的。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肤浅的理解和谴责都是容易的，真正的理解和谴责都是困难的——也许，只有先去真正地理解，才有可能抵达真正的谴责。同样，想要真正的谴责，必须要先去真正地理解。”或许，金金正是在探寻秘密的过程中真正理解了他们，包括自己；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她超越了狭隘的情感限定，真正地去爱每一个人。

    “中国套盒”的结构并不必然导致小说的成功，其实，任何形式创新都是，倘若无法为小说叙事带来动力，无法与内容相得益彰，这形式只能是“虚伪的形式”。所以，略萨说：“这种性质的结构：一个主要故事生发出另外一个或者几个派生出来的故事，为了这个方法得到运转，而不能是个机械的东西（虽然经常是机械性的）。当一个这样的结构在作品中把一个始终如一的意义——神秘，模糊，复杂——引进到故事内容并且做为必要的部分出现，不是单纯的并置，而是共生或者具有迷人和互相影响效果的联合体的时候，这个手段就有了创造性的效果。”显然，乔叶在“互相影响”的效果上煞费苦心。她所做的，是创造出强烈对比的情境，使得“套盒”与“套盒”之间有了参差错落的美感。

    比如，第一层编辑的叙述，是平实的，带着些微职业性的淡漠，与永远有着过于浓重感情的金金形成鲜明的对照。甚至，乔叶安排了两个相同年龄的女孩子的对话，“可她所经历的一切却让我觉得非常陌生和遥远。我能读懂却不好理解，难以接受却也并不厌恶，无法评价却也心怀戚戚。”顺便说一句，作为80后的我也有类似感觉，原因可能是，那些孤注一掷飞蛾扑火斩钉截铁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像金金这样的，大抵生活在小说和影视剧里，她们与我们过于平淡的生活，有着看不见却无法逾越的鸿沟。那么，在第二层故事里，形成对照的是主人公金金和梅梅的性格。两人在相貌上的相似无疑是这个故事最为重要的一个扣，但是两个人对待感情的态度却截然不同。金金是激烈的，是爱得起也恨得起的；梅梅则是温婉的，有着中国传统美德的女性，甘愿为别人牺牲自己，虽然，这牺牲，有时是如此的不值得。然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金金和梅梅，这对双生姊妹花，在各自的命运中越走越远，直至踏上不归路。这同中有异，或者说异中有同，构成了连接三层“套盒”的动力，使故事与故事之间充满了张力。

    同以往的许多小说一样，乔叶还是要依靠“巧合”来连接故事，比如金金和梅梅相貌的相似，已然成为大众文化中屡见不鲜的桥段，就像风行一时的《甄嬛传》，逼得乔叶不得不跳出来，通过挑明这一点来解构它。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这显然不是一件好事。批评家郜元宝先生在给乔叶的信中说：“巧合应该是生活的真实逻辑的凝聚，而不是真实逻辑薄弱之时用来弥补和支撑的东西。”诚哉此言。

    不过，较之于“中国套盒”式的结构，我更欣赏的是《认罪书》里“说话的态度”。为了探求梅梅的秘密，金金选择了让所有与之相关的人开口说话。于是，被隐匿起来的真相就像拼图一样被一块块捡拾起来，在众声喧哗中拼出了一个答案。说吧，每个人都在滔滔不绝地说，他们需要通过语词完成倾诉，卸下重负。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难道不就是金金的喃喃自语吗？然而，真理并不在语词间传递，恰恰相反，我们听到的是关于一件事情的多种说法，是悖谬、错乱。某种程度上，这传递了这部小说在“罪与罚”之下的另一个隐形主题，即叙述与记忆的不可靠性。这十分考验作家的功力。她不仅需要“因人塑声”——根据一个人的年龄、性别、籍贯、文化程度等多方面信息写出他要说的话，还得“闻声见人”——根据一个人的说话反映他的性格、命运等。对此，乔叶显得游刃有余。事实上，在她写于同一时期的短篇小说《扇子的故事》，就完全是在“说话”中完成了所有的叙事。  （作者单位：中国作协创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