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中的个性

    王蒙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写于上世纪70年代，描写的是上世纪60年代新疆的生活，直到今天才正式出版发行。可以说，这部作品有着标本性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它近距离、高密度地反映了新疆的“四清”与“文革”的前夜，记述了特别的政治气候中的社会生活，弥补了这一时期现实题材写作的薄弱与不足；另外，它反映了王蒙个人写作的成长、进取与“涅槃”，也即王蒙自己所说的“中段”风景，在“带着镣铐的跳舞”中，既表现出现实主义手法的成熟功力，又透露出他不囿于现实主义手法的某些端倪。

    在王蒙写这本书的那个时代，文学写作有着那个特殊时世所特有的惯性。从整体上看，那时有一个难以违拗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写作潮流；从他个人来看，可能还有一个从《青春万岁》顺势而来的写作走势。这两个东西交织起来，可能会形成一股惯性的力量，提示并告诫人们哪些东西是流行的，哪些东西是可行的，哪些东西是不行的，从而构成一种规则和潜规则，有形和无形地影响着作家的写作。《这边风景》带有那个时段的社会的和个人的某些惯性。比如说作品把“四清运动”作为描写重心，比如说始终在火热的斗争中描写伊力哈穆等主要人物……因为这些惯性的作用，作品中如伊力哈穆这样重要的正面人物，都显得性格上比较单向，成长性明显不够。如许这些，应该说都跟惯性不无干系。

    然而，让人感到惊异的，是王蒙在惯性氛围中表现出来的写作个性，或者说是超越性与突破性。这跟他写作立足点的彻底下移密切相关。读《这边风景》，能清晰地感觉到作者叙事的如数家珍，以及字里行间的激情奔涌。王蒙不仅忠实于生活，而且挚爱生活，完全投入生活，他是一个小说作者，更是一个生活的歌者。写《这边风景》，他并非是生活的旁观者，或生活的记述者，他是在写朋友，写家人，写自己。那个伊力哈穆，在基本视觉上几乎与作者合而为一。因为是这样一种身心融入的写作，所以作品表现出了一种十足的地气和盎然的生气，在社情、政情之外，更多地表现了民族的风情、地域的民情、美好的人情。这些部分，生机勃勃，生气充沛，构成了作品里最为斑斓多姿的华彩乐章。

    民族风情方面，如新疆人说话，华丽中不无饶舌，饶舌中不无幽默。地域民情则如维吾尔族人的吃面、打馕，其中有一处写打馕，从炉灶、和面依次说来，津津乐道，足有几千字之多。美好的人情，更多地表现于维吾尔族的女性，如雪林姑丽、爱弥拉克孜等，都写得形神并茂，格外动人。雪林姑丽为人温柔贤惠，一句“别人不用你，你就再回来”的嘱咐，让小说人没齿难忘，也让读者动情动容。如此的敞开胸怀，真诚待人，不能不让人在心里倍感温暖。爱弥拉克孜清纯可人，别人求爱的一封信，让她感动万分，而她也以自己的善良而纯洁的爱情，使爱她的男人在迷途中幡然悔悟。被人们看作是缺爱少情的时代，却不断有情的暗中涌动，爱的涓涓流淌。这是生活的真实一面，也是作者的善意发现。从衷心地、深情的歌吟来看，《这边风景》可以说是《青春万岁》之后的“新疆万岁”、“伊犁万岁”。

    通过细读，作品还有很多具有超越性和预见性的人物刻画与情节描写。如对库图库扎尔和麦素木之间权钱交易的描写，一个想送礼，一个想收礼，本来一拍即合，但又不愿太显露，就暗中走夫人路线，把权钱交易的勾当弄得滴水不漏。因为有共同的利益，密切的勾搭，两人越来越走向了相互绑架的歧路。这种对当年行贿受贿丑行的描写，感觉既敏锐，文笔又微妙，正是对官场文化隐含问题较早的深刻洞察与无情揭露。还有作品中对极左思潮的抨击与极左人物的描画，也堪称痛彻淋漓，入木三分。正是这种对于极左影响的深恶痛绝，才使得王蒙在劫后复苏的新时期，写出一系列有力度、有影响的反思文学力作，成为反思文学的先驱性代表作家。可以说，新时期中意气风发的王蒙，正是经由这部《这边风景》，在“文革”期间完成了他的在文学上的重要“涅槃”。他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充分展示出来的触觉的敏锐性、反思的深邃性、叙事的反讽性、语言的思辨性等，都可以在《这边风景》里找到一些或显或隐的迹象。

    无论是对于过去那段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还是王蒙个人写作与文学运营上的状态写真，《这边风景》都是无可替代的重要小说文本。我觉得有所不足的，是他后来在整理旧稿的过程中，把现在才有的一些语词加了进去，如有一处说到后来的“微博时代”，甚至还提及“唱红歌”。这样的一些当下性语词，嵌入其中，势必影响了作品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原生态性。这样的一些有着特定时代标识的语词，完全可以用在小说正文之外的“小说人语”里，如果作这样的处理，当会在阅读的真实感与历史感上更为完整。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