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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汶川地震168小时》这部书的末尾，170多名受访者的名单占了3页，其中有受灾群众，有战士，有医生护士，有志愿者，有媒体人。书中记录着他们的故事。在映秀采访三年有余，关于那168小时的故事，作者张良听了很多。
新书发布会现场的张良，和那个写书的张良，别无二致，理性却充满温情。他说，地震来了，无法阻挡，但这些平凡的人们拒绝命运的安排，展现了人性的光辉。
2008年8月，汶川地震三个月后，正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的张良，利用业余时间走进映秀镇，开始采访。2010年，为了采访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救援者和志愿者，张良辞去待遇颇丰的工作，以《中国周刊》特约记者的身份，全职、自费投入到《汶川地震168小时》的采访写作之中。
“关于汶川地震已经有很多新闻报道了，你还要写什么？”三年中，一次又一次面对这样的质疑，张良一次又一次解释，“震后，一些采写了深度报道的记者，对自己广受好评的作品其实并不满意，总觉得有更重要的东西没有记录下来。这也是我看报道时的感觉：不是需要更多孤立的故事，而是缺乏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地震的信息。更深刻地认识灾难，书籍是最佳的载体之一，震后短时间内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无法取代。”
张良把自己设想成一台架在映秀上空的高倍摄像机，静静地悬着，把震后七天的一切，尽收眼底。“在写作时，我刻意隐藏自己的情感，尽量以平实的笔调来运用文字，回避直接评价和情绪表达。书中有一个地方出现了‘混账’的字眼儿，应该是极少出现的情绪表达。”
时任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林天宏，震后第二天就到了映秀。《汶川地震168小时》中记录的很多人，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我们住在映秀镇的那个晚上，没吃没喝，突然有人来送粥。听边上的人说，这位大姐的两个小孩儿被埋在废墟里头，已经死了，但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在这本书里，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故事，他们面对怎样的命运，做出了怎样的抵抗。这些细节让我对这场灾难有了更准确的判断。”
张良采访过一位医生，在地下非常狭小的空间中，完成了一次截肢手术。“手术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15到20分钟。但他因此患上了狭小空间恐惧症，坐飞机不敢坐在靠窗的座位，那会让他产生空间被挤压的感觉，会想到当时的情景。”张良说，面对他们，采访其实是聊天，而不是标准的提问与回答。
与陌生人聊痛苦的记忆，也难。张良会做很多功课，“去采访之前，我先要了解和他相关的事，有些对他的命运造成了影响的人和事，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然后，我们坐在一起，同时回到那个现场，在不经意间，回忆某些东西。”
张良在《汶川地震168小时》的后记中说：因为地震，无论是受灾者还是救援者，突然之间都被抛进了一个自己无法把握的境地。在集体困境中，比平常更丰富的人性被展现出来。灾难过后，还需要有人守望人性，适当提醒人们，不要遗忘那段我们曾经共有的记忆。
或许，张良想做的，就是这样的守望者。
（本报北京5月13日电 本报记者 杜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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