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人“以不贪为宝”

    《左传·襄公十五年》有这样一个故事：宋国有人得到一块玉石，把它献给贤臣子罕。子罕拒绝接受。献玉的人说：我已经拿给玉石匠人看了，匠人说这是宝贝，所以我才敢把它送给您。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你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

    十八大报告把纯洁性作为党建主线，把反腐倡廉位置前移，充分表明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就是要在反腐倡廉上动真格、下真功、见实效，让人人都“以不贪为宝”。

    要教人“以不贪为宝”，思想教育要切实管用。中国历史上首部反腐教材，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编撰的《醒贪简要录》。这位皇帝教人“以不贪为宝”，就是帮你算政治账、经济账：书里先详细计算官员所得俸禄，如折合成稻谷是多少斤？按照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作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等等，希望以此唤醒官吏良心。

    其实，腐败的产生，首先在于道德信仰的缺失。培养高尚的情操与坚定的信仰，可以确保官员在任何时候都不迷失方向。国际国内反腐倡廉的经验表明，民主是腐败的克星。反对腐败，要坚持集体领导。严格落实《政工条例》和《党委工作条例》，大力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应当相互制约，缺此必定给腐败以可乘之机。要实行政务公开。对敏感问题，与其攥着拳头让别人猜，不如伸开巴掌给大家看。坚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持公开透明，才能让人不能贪，不敢贪，才能真正做到公平公正。

    法规制度要条条顶用。《秦律》规定，“通一钱者，黥为城旦。”意思是哪怕受贿一个铜钱，也要受到脸上刺字，修城服苦役的惩罚。《唐律》规定官吏如在其辖区收受百姓财物，牛羊瓜果等，或向百姓借贷财物，役使人力等，均以贪污罪论处。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四年大赦天下，罪无轻重，包括死罪，皆赦免，却特别申明：“枉法受财之赃官不在赦列”。尽管宋王朝以忠厚开国，但也规定“凡罪罚恶从轻减，独于赃吏最重”。视贪赃为不赦之罪，并将贪官与“十恶杀人者”同罪。

    现在很多“规定”封不住一张嘴，很多“禁止”管不了两条腿。这主要是规定缺乏刚性和可操作性。不能搞“一般情况下”和“总的原则上”，而要响当当硬邦邦。规定当中一定要设置“高压线”，让“钻空”之人碰不得、行不通。预防腐败要有操作性。这次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为我们提供了“制度范本”，言简意赅，具体实在，条条直指要害，有一针见血、一剑封喉的效果，让人民看到“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措施和力度，必将产生“不令而行”的示范效应。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总结元朝败亡的教训，认为纲纪废弛，官吏放纵，导致农民大起义，这是元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为此，他极力主张“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他曾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污蠧害百姓的，决不宽恕。基于这样的认识，“重典治吏”成为明代特别是明初为政、立法的指导思想。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政策，对缓和明初社会矛盾，恢复发展经济，曾起到积极作用。反对腐败既要体现在“查处”，更要体现在“惩治”。要让腐败者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要让想腐败者望而却步，不敢越雷池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