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不是传统文化的断裂

    “以原始材料为依据，回到历史现场，力图对五四运动做出符合历史原貌的客观解释。”执着于五四运动历史研究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在《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的自序中，对自己20多年的研究做了这样的小结。谈起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解，欧阳哲生用了四个词：传承、融合、创造、复兴。

    记者：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胡适、鲁迅等人都深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并花费很大精力整理国故。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这种关系？

    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是反传统，这并不错。但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空穴来风，除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这一外部条件以外，还有中国人文传统内部演变所提供的土壤。我们可以看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都有着深厚的传统教育背景或国学素养。蔡元培曾是翰林院的编修，陈独秀中过秀才，他们有传统的功名；鲁迅、钱玄同曾问学于经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下；胡适早年也有自修《十三经注疏》的经历，对清代朴学尤为欣赏。新文化运动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看起来是接过西方思想家尼采的口号，实际上与自明末清初以来所开启的“复古解放”一脉相承。

    新文化运动在“整理国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中国古典小说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讨论，陈独秀、钱玄同的文字学研究，都堪称“整理国故”的实绩。他们的工作方法是科学的、近代的，受西方学术影响较大，因而所做“整理国故”，在方法、视野、择题等方面往往有许多旧式学者所不及之处。

    五四时期虽有批判传统的风气，甚至很盛，但我们不能说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传统的“断裂”。蔡元培、胡适理想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批评、扬弃了传统文化的正统东西，他们又选择了清代朴学方法、白话文、古典小说、戏曲，他们研究先秦诸子，发掘墨子的思想价值。这些不仅表现了他们置身于传统之中，而且对中国人文传统有新的发扬和光大。

    记者：为什么说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并没有一笔抹杀孔子和儒学？

    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一个历史缘由是出自对民国初年孔教运动的反抗。康有为及其弟子陈焕章等孔教派主张立孔教为国教，写进宪法，这一主张激起了与革命党人有着历史渊源的新文化派的激烈反对。在《新青年》上最早提出并探讨孔子问题的是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但将这一问题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并对现实社会和政坛产生震撼作用的是陈独秀，他在《新青年》先后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复辟与尊孔》等文，实为新文化阵营中反对孔教的旗手。除了陈独秀以外，新文化阵营中投入批判儒家伦理和孔教势力的还有鲁迅、吴虞、李大钊等人，反对孔教是新文化阵营的共识。

    《新青年》之所以反对孔教派，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尊孔与思想自由原则不合，将孔教写入宪法与民国政治体制不宜，所以在政治文化层面或在意识形态层面，他们反对建立或强化儒学意识形态，更反对立孔教为国教。

    在伦理层面，新文化阵营对儒家伦理的批判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批判儒家伦理为君主专制服务的“阶级尊卑制度”；二是批判儒家伦理束缚个性，压抑人性的“礼教”，鲁迅形象地称之为“吃人的礼教”；三是批判儒家伦理重义轻利、讲究虚文的价值观。从当时的情况看，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伦理的冲击主要是在批判旧的“礼教”方面形成了声势，并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新青年》虽然拒斥孔教，批判儒家伦理，但他们对孔子本人的历史评价并未一笔抹杀。在学术上，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和《说儒》中，对孔子本人都有很中肯的评价。即使对孔儒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陈独秀、鲁迅，也肯定了孔子非宗教迷信的态度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精神。新文化运动健将们对待孔儒在政治文化层面和在历史研究层面，其态度是有区别的，这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当然，在五四时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政治文化层面批判孔教和儒学，这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

    记者：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对新文化运动的反省有何价值？

    欧阳哲生：梁启超、梁漱溟是在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时期，才介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的。虽然此前，梁漱溟已经进入北大任教，讲授印度哲学。梁启超在清末做过相当多的启蒙工作，但民初的前几年他陷身政坛。梁启超是一战后从欧洲访问归来，发表《欧游心影录》，引起知识界的极大关注。梁漱溟则是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吸引大家对他的注意。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批评西方近世文化中的个人主义，这对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倾向有着某种制衡作用。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与此前康有为、林纾的对抗态度有本质区别。他们并不想自外于新文化运动，相反，他们是想介入到这场运动中来，在这一运动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当时他们相对边缘化。梁启超当时在宣传社会主义、从事清代学术史研究等方面还做了一些富有影响力的工作。学术界现在对五四时期梁启超、梁漱溟的评价，一般将他俩定位于新文化运动的一翼，或某一方面的代表，这实际肯定或承认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承认他们的思想和中西文化观有某些合理的因素。

    记者：当时，是否有人为创造一种中西文化平衡的新模式做出过尝试或提出过建设性的意见？

    欧阳哲生：五四时期，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实际上是对思想争鸣、文化革新的保护，是对现实的文化多元状况的认可，是对平衡中西文化所做的新的努力。但这一举措并不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并不像19世纪后半期出现的“中体西用”模式，对中西文化关系做了一次处理，对中西文化的地位、中西文化的结合，给予了说明。虽然这一模式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中西结合、中西文化各安其位，一种可能的方式或途径。新文化运动健将们的着力点在创造新文化，为此，胡适提出过“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创文明”的方针。他主张一方面输入外来的新思潮、新主义，一方面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清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采取循序渐进、逐步积累的途径，解决中国现存的各种问题，创造一种适应中华民族生存的现代文明。但胡适的看法尚未定型，更说不上成熟。对待“整理国故”，新文化阵营内部存有各种争议，很多人甚至反对；对于输入外来的主义，大家也是各取其好，各有所偏，因此当时存在各种新的主义之争。

    蔡元培推崇中国文化的中和性，认定中庸之道是儒家精神的精髓，这是他自由主义哲学的传统来源。他对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提出过一些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观点：他认为，“一民族之文化，能常有所贡献于世界者，必具有两条件：第一，以固有之文化为基础；第二，能吸收他民族之文化以为滋养料”；吸收外来文化是文化消化之预备；选择外来文化，最要紧的是择善，择善的标准并无中外之别；融合中西文化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欧化”，也非保存“国粹”；中西文化接触是为了达到相互理解，消除冲突。蔡元培的这些意见值得我们嚼味，他是以包容、开放、超越的心态来处理现实的中西文化关系，具有某种折中的倾向，实际上也是谋求对中西文化的均衡处理。从他的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处理好中西文化关系，主要是解决传承和输入之间的关系，这是文化创造的基础，也是文化复兴的关键。（本报记者 杜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