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我国一年出版的图书品种达37万种,数量全球第一,比美国多一倍。从2005年到2011年,全国出版的图书品种增幅为66%;而在同一个时间区段,出版物纯销量增长的幅度不到4%——也就是说,66%的品种增长,只带动不到4%的销量增加,如此悬殊的生产销售比,带来的直接后果必然是越积越高的图书库存。
据了解,几乎所有出版社的仓库里,都堆积着大量的无效库存;有的书生产出来不曾上架,不曾与读者见面,只是到书店走了一圈就直接拉回仓库。曾几何时,因为书籍匮乏,人们为读到一本心仪的书而欣喜若狂;如今,书怎么竟成了蒙尘的装饰品,陷入无人问津的窘境?
出书增速是卖书的16倍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赶超欧美等发达国家,出书品种异军突起。最近连续几年,我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出版大国”。去年37万的出书品种,再次刷新世界纪录,比美国多出一倍。
然而,作为世界“第一出版大国”的我国,更是“第一库存大国”。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纯销售额从2005年的403.95亿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653.59亿元,而年末库存从482.92亿元飞涨到804.05亿元。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1年,全国出版的图书品种数从22.25万增至37万,增幅约为66%;而在同一个时间区段,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纯销售数量增长的幅度不到4%,产销增速比相差16倍之多。书出的种类越来越多,但每年的销量增长并不大,这就让越来越多的书面临被封存的风险,形成难以破解的恶性循环。
当然,并不是说库存越少越好,为了维持图书的充分及时供给,一定的库存是必需的。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魏玉山介绍说,出版社、书店要保证市场供应,就必须储备更多的图书,所以,库存中也有大量的“活书”,这是合理的库存。上海出版社经营管理协会理事长郁椿德分析认为,1∶1的存销比,对我国出版业而言比较合适。
但是,目前我国的图书库存已经过大,而且存在大量的无效库存。据了解,为了降低成本,有的出版社不得不大量销毁库存,“书店摆放量是有限的,新陈代谢速度非常快,旧书打折又会影响新书销售,没办法只能销毁。”魏玉山说。
业内人士分析,如果刨去学生课本,存销比(库存码洋与销售额的比例)就会从账面的1.23∶1拉大到1.77∶1,也就是说,每卖一块钱的书要以近两元的库存为代价。魏玉山指出,有大量的图书只是完成了从印刷厂到出版社(书店)的库房再到废品回收站的旅行,完成了从增加单位的总资产再到核销不良资产的数字游戏后,没有与读者见面的机会便化为纸浆,成为名副其实的“死书”。
图书未问世,内容却先死
越来越多的读者发现,虽然市场上的图书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但图书的主题并不能引起自己的兴趣。在市场上,一方面真正的好书其实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大量的图书根本难以吸引读者。“现在还有很多出版社在策划选题时闭门造车,图书编辑囿于自己的视野,策划出的选题不能满足现实生活中读者的阅读需求,或者偏听偏信作者的意见,造成出版没有市场。”魏玉山说。
一旦遇到畅销选题,出版社的跟风出版和重复出版,也势必会造成大量图书积压。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审王定宇指出,畅销书占中国国内图书总量的6.7%,创造的利润却占整个图书市场的68.9%。在利益的驱动下,出版社将大量精力集中在畅销图书上,而忽略了对长销图书的打造。而最快创造畅销书的方法无疑是拾人牙慧、模仿已经畅销的图书,大量跟风书导致同质化严重,其后果就是大量短命“畅销书”迅速下架,而且难以盘活,成为仓库中的“常住人口”。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早在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隔20年,该书再度成为2012年出版界热点。记者细数了该书的出版方,除了商务印书馆于去年8月再版之外,更有九州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江西人民出版社等十几家出版单位在短短的半年内以图文版、导读版和精装本等多种形式出版。这种重复出版无疑给全国图书库存量的增多添加了沉重的砝码。
业内人士指出,这些年图书出版种类的快速增长,与书号放开的背景关系很大,导致图书出版的盲目性增强。译林出版社前社长李景端介绍说,以往,为了控制图书品种,我国实行出版物书号核发制度,每年为每个出版社配以一定数量的书号。由于书号数量有限,各出版社做选题策划时慎之又慎。随着书号管理逐步放宽,在释放出版业生产力,拓宽百姓阅读范围的同时,也带来市场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使大量既没社会效益也无经济效益的书混迹其中,难免成为库存。
在积压了大量库存的情况下,为什么出版社仍然能够生存下去?业内人士指出,我国出版社的准入并没有完全放开,不少出版社依靠“卖书号”生存。这种现象,中华书局发行部主任胡大庆见得多了,“与其费尽心力在市场拼杀,不如跟风出版,结果是产品经不起市场推敲沦为库存。这种蹭一把、捞一笔就走的短视行为让人痛心。”
当然,在已形成的销售链体制上,也有让出版社吃亏的地方。一个广为出版社诟病的产销链现状是,卖不出去的图书,书店都可以退回给出版社,出版社承担几乎所有风险。王定宇说,经销包退制之下,出版社不仅负责出书,还负责卖书。书店仅仅负责销售的过程,而不关注结果。
出版社缺少话语权,书商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多备库存,“因为缺货少卖了是自己吃亏,卖不出去却不用自己负责。”王定宇表示,出版社向书店发货时不收书款,一般要多少发多少,而书店要书并没有太多依据,随机性特别强。由于上游供应商多数是先铺货,然后实销实结,书商往往采购大于其规模能力的图书品种,导致严重的供过于求。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出版社规划合理的印量非常困难,让早就在出版界热议的“按需出版”根本无从实现。
如何让“死书”活起来
弄明白了原因,解决问题只需按图索骥:一个是多出“活书”,出版受市场欢迎的好书,同时要把书变活,在营销上下功夫,让好书有好销路;而另外一条路子,就是要减少“死书”,根据市场需求来印书,降低无效库存。
减少“死书”,归根到底是要紧跟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在魏玉山看来,减少“死书”,首先要从减少“死的内容”入手,必须有活的、新鲜的、有用的内容。相当多“死书”的创作者,仅仅是从满足自己创作欲望或完成任务出发,在很多中小出版社的选题论证会上,缺乏发行部门和销售一线的声音,而没有考虑读者和社会需求,最终只能被读者抛弃。
“一部图书有没有读者需求,有多少需求,应当有认真的市场调研,有科学的决策,不能因为作者给钱,就不管图书的销售;不能因为有各种资助,就不考虑市场需求。”魏玉山认为,出版单位从社长、总编到编辑和发行,每个环节都应该具有市场意识。在选题策划之前要开展充分的市场调查和论证,认真听取经销商的意见和建议,做到有的放矢。
另外,在保证选题和编辑加工质量的前提下,同样要抢编、印、发等各环节的速度。“一个好的选题成为产品要抓住时机,尤其是实效性很强的图书选题,更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否则一旦时机过去,很快会成为库存产品。”魏玉山补充说,相当多的“死书”不是“真死”而是“假死”,是因为信息不畅,渠道不通,网点不够等原因,只能躺在库房“等死”。
彻底消灭“死书”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到目前为止,不仅中国没有,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也没有消灭“死书”。魏玉山认为,随着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数字阅读的快速发展,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按需印刷普及,库存就会有根本性的减少,“死书”也会大大减少。再进一步,也许有一天,读者不再读纸质图书了,所有的图书都是数字化存储,数字化阅读,图书的“库存”由纸就变成比特,“死书”也就彻底消灭了。
(本报记者 刘 彬 陈 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