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王智钧的《嘤鸣集》带着春天的气息和浓浓的友情摆在了我的书桌上,这是一份高尚的新年礼物,让我顿生意想不到的喜悦和诸多对往事的回忆与感慨。
王智钧在上世纪70年代末便从事出版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各出版社的行政化色彩很浓,除编辑、印制、发行部门以外,党团群、人事、办公室等部门一应俱全。我记得,西北一家人民出版社竟有18个处室。在华夏出版社主持工作的王智钧和社班子一起,大胆推行了全员聘任和目标责任管理制度,合并了一些非业务部门,将有限的人力资源充实到编辑和发行等业务部门,大力度引进和重用了一批青年才俊,营造出一种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大大地提高了出版效率。这样力度的改革,现在看来不算什么,而在当时情况下,已是惊天之举。在出书方面,致力于传播人道主义,弘扬华夏文化,团结了一大批知名作者,出版了一大批残疾人写的、给残疾人读的、具有较高文化积累价值的好书,如自强文库、西方社科名著译丛、残疾预防和康复指导丛书等,许多书如中国手语、育儿百科等至今仍创造着突出的双效益。后来,王智钧调任中国残联领导岗位工作,我与他的联系渐渐也少了。但他思想解放,开拓进取的精神以及他待人亲切、诚恳、坦率的陕人风格已嵌入脑海中。
时隔多年,读《嘤鸣集》,如读智钧心声。他虽不是专业诗人,但他多年来潜心研究诗词,并得到郑欣淼、王巨才、周明等在京陕籍高人指点,对诗词韵律、节奏等方面的把握已达到较高造诣。诗之精要在于表达志向,叙发情感情怀。他重情感、重友谊、轻功名的品质在书中表达得非常充分。在他的人生道路中,几十年中所有有缘相交相识的人,一一用诗表现出来,小学、中学、大学、老师、工友、同事、朋友……他每写一首诗要倾注多少情感,耗去多少精力!又要按照诗的格律去斟酌、推敲。联想到现在一方面信息泛滥,一方面人们却不愿意多写一句话,多送一句真诚的问候,其中反差多么大!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的确确地存在着这样两种极端。由此,我多么希望智钧这样的极端者再多一些,而另一类极端者再少一些,这样的社会才会和谐、友爱、充实、幸福。
感慨更多的是,意想不到,我在《嘤鸣集》中见到了很多的熟人和朋友,粗数一下,竟有百人之多。恕不能一一列举。我细读每一首诗,便见到一个个熟悉的领导、同事、朋友。难得智钧把他们写得那么贴切、入神,让我一下子就听、见到他(她)们熟悉而又亲切的音貌,仿佛我们在对话交谈。读智钧这本诗集,尽情享受着真情与友爱。
读《嘤鸣集》,乃闻智钧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