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山的上川、下川岛下来,鲜咸鲜咸的海风扑面而来,下一站是中山。我们逆珠江口而行,从咸水走向淡水,似乎与当年来此传播西方宗教的冒险家们的足迹相重合。上下川岛是西方传教士远涉重洋登陆南中国陆地的第一站,而这些冒死的探险传教,有意无意间沟通了中西方文明。
中山地处珠三角平原的中心地带,千百年前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只有高耸的五桂山才是露出海面的岛屿,经过沧海桑田的大变迁,偌大的珠江水系分流出海,淤积出了一片巨大的三角洲平原,也造就了中山这一著名的鱼米之乡。此地历经多年咸水浸淫、淡水冲刷,鱼虾水产特别鲜甜肥美,蔬果也别具风味。在咸淡水的反复进退中,青年男女唱和应答、谑浪笑傲的情歌也分外婉转动人,世人称为“咸水歌”,混和着广东南音、粤曲和广东音乐的风雅气息。
咸淡水交界处的文化特质,当然不止于此。
自古以来,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珠江流域,被轻蔑地视为南蛮之地,摆脱不了被边缘化的命运。直至一百多年前,珠江流域才突然发力——从林则徐愤怒地将鸦片投入中山隔江对岸的虎门销烟池开始,鸦片战争、金田起义、公车上书、康梁变法,一直到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珠江子弟每每让世人震惊,咸淡水涌起的波澜令天下侧目。
首先走进我们视野的是郑观应。这位出生于香山乡野,连童生试也没中的商家子弟,其学问和能力却引起了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注意,被委以上海机器织布局及上海电报局总办的重任。这个终日在洋人堆里打转的买办官商,除了有鹰隼般犀利的双目和精明的头脑,还有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他首创“商战”的经济理论,倡导民族商业向西方学习,他潜心创作论著《盛世危言》,有如一声巨炮,成为文章救国的典范。由此,萌发了光绪皇帝维新图强的念头,也唤醒了千百万仁人志士,影响了数代伟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郑观应这位先贤的带领下,中山人更早地认识了西方市场经济,成为最具先进商业头脑的“经济部落”。有史为证:当年称雄上海滩的“四大百货”——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公司,全是中山人开创的;曾是民国第一高楼的广州爱群大厦,也是以中山华侨为主体的商人集资兴建的。如今的中山商业博物馆中,仍陈列着先辈们在近代中国商海中创造的辉煌。
中山人向来敢于接受新事物、敢于走向世界。1872年9月12日,首批选派的30名拖着长长辫子的大清国幼童在旧金山码头登岸,引来好奇的目光。美国人没有想到这些分不清男女的孩子中,日后会出现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首位政府总理唐绍仪——他们都来自广东。派遣留学幼童的主意,出自广东香山籍最早的“海归”容闳,对于这一计划,广东省最为踊跃,在抵美的120名幼童中,70%来自广东。
在国家的危难时刻,咸淡水交汇的珠江之滨又有饱学之士挺身而出,他们是康南海康有为和新会才子梁启超,他们奔走京城,出尽浑身解数策动年轻的光绪皇帝维新变法,可惜功亏一篑,亡命天涯。
接着,一个伟人横空出世。从小受西式教育的孙中山也曾被保守派讥讽为爱吹牛的“孙大炮”,但孙中山除了善用语言的“大炮”,更热切期望用革命的枪支和大炮发动共和革命。经历了无数失败逃亡,这门被人奚落的“大炮”终于把乳臭未干的小皇帝轰下了天子宝座,成为中国共和革命的先行者。
喝“咸淡水”成长起来的孙中山,对尝试新生事物也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中国第一个无线电台投入使用后,他是首位走进播音室发表演说的政治家;当美国华侨杨仙逸组装出广东军政府的第一架飞机时,孙中山亲临广州大沙头现场,让爱妻宋庆龄登机试飞。
惊天的崛起,需要巨大的能量积聚。南粤便于接受八面来风,浩浩珠江的“咸淡水”交汇,有利于多种文明的吸纳、交融。广东人虽然历来把西方人不敬地揶揄为“鬼”,对“鬼”们的好东西却从来不盲目地拒绝,反而加以利用。
如同地质板块的挤压碰撞形成隆起的山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崛起,总要经历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得借助千千万万人的合力,需要像流淌的大珠江一样进行长期的“咸淡水”交汇、酝酿和奔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憧憬中,期待珠江之滨再次喷薄出融会中西的大智慧。
(作者为作家、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全国第十届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