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学社的眼界与胸怀

    目睹着梁启超亲笔起草“讲学社简章”的文稿，不禁浮想联翩起来。这是因为，在这片纸上构想起来的讲学社，跟我向来的研究和追求、乃至我眼下正主持的事业，有着很特别的关系。

    这件从梁氏后人那里流出的原藏于南长街54号的任公手稿，其文如下：

    一、本社因欲将现代高尚精粹之学说随时介绍于国中，使国民思想发扬健实。拟递年延聘各国最著名之专门学者巡回讲演。

    二、每年聘请一人，若基金充裕时再图扩充。

    三、所聘请者先注重于当代大思想家，其各分科之专门学者，俟扩充后以次续聘。

    四、本社设董事若干人，计画事业之进行，其每年所聘之人由董事议定。

    五、本社设管理基金员若干人，专司募集基金且保管之。

    六、关于讲演事务，随时与国中各学校、各团体接洽。

    这个简章的大体写作日期，应当是比较容易推定的。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此后还有更详细的计划，比如他在1920年9月5日，就曾经这样写信给张东荪：

    一、组织一永久团体，名为讲学社，定每年聘名哲一人来华讲演。

    一、讲学社董事暂举定以下诸人，伯唐、孑民、亮俦、秉三、仲仁、任公、静生、梦麟、搏沙、陈小庄（高师校长）、金仲蕃（清华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尚拟邀范孙、季直、菊生，尚未得本人同意，想必乐就也。

    一、经费政府每年补助二万元，以三年为期，此外零碎捐款亦已得万元有奇。……

    一、罗素所乘之船，改期十月十二乃到沪。

    一、讲演或先在南举行最佳，搏沙日内到沪，面罄一切。

    一、中国公学教务长望公决任勿疑，经费顷方有某方面可以进行，容续报。其办法则公与百里所商讲座之说最妙。

    一、出版时请寄敝寓三份，别有两份，一寄仲策（京南长街），一寄小儿梁思成（清华学校）。”（梁启超：民国九年《致东荪兄书》）

    据此判断，这个简章应当写于1920年9月5日之前不久。

    耐人寻味的是，在梁启超写给张东荪的设想中，居然已经提到了罗素的访华计划，而在此后的历史叙述中，他却只是讲学社请来的第二位大哲。这种“时间差”就足以说明，实则在此之前的杜威访华，只是由于为时足够长久（15个月），才在后来被归并到讲学社名下的。甚至，我们由此也可以想象，就连“讲学社”这样一个对口的机构，都是由于当时像杜威和罗素这样的西方大哲纷纷来华讲学，才相应地激发出来的。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以当年中国之贫弱现实，怎么会有这样的豪举？因为政府被迫就要挤出钱来。而反过来说，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何以这个讲学社仅仅坚持了四次——在杜威和罗素之后只延续了两次——就因为官方的款项不再到位，只好草草地偃旗息鼓了。

    不过，也正因为以当年中国之贫弱现实，这样的活动简直就是绝大的例外，才使得即使只是这样寥寥几次学术活动，也强烈地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大概凡是关心跨文化交流史的人们，总难免要提到讲学社在中国的影响。比如谈到杜威当年的访华，在我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安乐哲就曾写道：

    虽然当代西方哲学忽略了中国，但自从严复将西方自由主义引至晚清以来，在将所有能够增强其竞争力的东西吸收到自身之中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哲学一方面忠于自己的传统并具有活力，一方面又是具有吸收力并绝对是“比较性的”。……对于我们所期待的对话来说，重要的在于：在五四时代儒学与杜威最初的相遇中，儒学被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斥为阻塞中国动脉的血栓，妨碍了对中国进入现代世界构成必要条件的那些新观念的鲜活的流通。而杜威则被当成了一副解毒药。（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

    在我比照韦伯主义与儒学思想的论文中也曾论及，罗素也同样由于自己的地位和知识优势，反而不必去样样都去迷信他原本来自的西方：

    坦承自己并非基督徒的罗素，曾在《中国问题》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凸显“合理性资本主义”的实质不合理——“一位美国青年拼命工作，等到有了几百万时便成了一个胃病患者，只能靠吐司和白开水来维持生命，成了为客人准备的宴席中的旁观者……”如果参照着儒家文明的现世态度，我可以把上述例子发挥成一种更加明确的表达：尽管韦伯描绘的那种并不准备满足私欲的经济活动，或许在积累财富和加强竞争方面，果然有助于加强整个社会的“情商”，也就是说，有助于抑制杀鸡取蛋式的花光吃净式的贪婪消费，但如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生命其实对任何人都只有一次，那么只怕天底下最傻的傻事，就是在以毕生精力挣下整座的金山之后，仍不知稍微和适时地挥霍一下，忘了那财富本是应着人的内在需求创造出来的，而非要拼尽最后一口气，再往那金山上加添一把微不足道的金沙，竟连回眸一望的力气都剩不下。（刘东：《理论与心智》）

    再如谈到泰戈尔的访华，我也曾给弟子彭姗姗出过这个题目，并且指导她最后得出了下述总结性的看法：

    仅就报纸上有限的报道而言，泰戈尔苦口婆心地奉劝中国人保守自身的文明，就没有一点道理么？不只泰戈尔，之前访华的杜威和罗素其实都提出过类似的忠告……杜威、罗素和泰戈尔的思想立场各不相同，杜威和罗素也并非以反现代性著称的人物，可他们一来到中国，却不约而同地跟中国传统产生了共鸣。他们一再劝解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不要抛弃了自己的传统。然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判定却没有引起中国知识分子足够的重视……在将近一个世纪后，当我们忍受着交通阻塞、环境污染、以及钢筋水泥环绕的居室时，当我们对全球的麦当劳化渐生不安时，当我们意识到英语的便利及其裹挟的巨大文化压力时，重新回顾泰戈尔当年的讲演，我们才醒悟到曾经错过了什么。（彭姗姗：《封闭的开放：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遭遇》，北京大学硕士论文）

    根据上面的总结性看法，又不难发现：所有被讲学社请来的思想家，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度，也不管他们原本的倾向有何不同，只要他们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都马上就想要调适“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相形之下，却只有日益沉迷于西化的中国人，不仅自己已是“当局者迷”，还要拒绝别人的“旁观者清”，一意孤行地要把自家的传统毁弃干净。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的历史悲剧，就突显为知识社会学层面上的尖锐悲剧，——既然当为数更多的、仅限于对西学浅尝辄止的人们，一旦自信掌握了“先进的武器”，就转而拒绝任何更为高阶的复杂知识，哪怕这样的知识也同样来自西方，甚至是面对面地来自当时的西方大哲。

    事实上，清华大学国学院复建三年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自觉地跟讲学社发生着共鸣。比如，还在尚未调来清华之前，我就已经为国学院写下了这样的规划：

    ……本院将率先创办三大讲座，即“梁启超讲座”、“王国维讲座”、“陈寅恪讲座”，以纪念这三位奠立了清华文科基石的大师。各讲座将分别邀约哲、文、史诸领域的国际级学者，围绕某个精心准备的专题，来清华园进行5至6次系列讲演，并与国内同行进行深度的交流。此后，每一系列讲演的内容，包括讲座期间与国内学界的对话与辩难，经由整理、翻译和修改，都将扩充为《清华国学讲座》丛书之一种，以便惠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上述三大讲座每年举行一次，分别用时四周左右，各由相应的专任教授主持。此外，为与各系的教学相协调，它们应集中安排在同一学期，接替进行，统称为“国学讲座”课程。（刘东：《清华国学院工作规划》）

    而转移到清华以后，各方面都实施得最好的，也恰恰是这个“梁启超纪念讲座”。国学院复建三年以来，我们已经从不同的国家，为它邀请了三位优秀的学者，并且分别为清华开设了为时两月、连讲八次、一个学分的课程。——第一次，我们邀请了美国俄勒冈大学的德里克教授，他在中国研究界以理论造诣和激进倾向著称。第二次，我们邀请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巴斯蒂教授，她长期以来一直是法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第三次，我们邀请了京都大学的狭间直树教授，他在日本汉学界堪称是梁启超研究的第一人。

    毫无疑问，如果梁启超还健在的话，他会对所有这些都乐观其成的，因为当他在构想讲学社的时候，这正是他想要完成、却惜乎未克全功的事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正进行的“三大纪念讲座”，也正是在接着讲学社来讲，接着梁启超未竟的事业来讲。

    这一切都足以言之凿凿地证明，尽管是建于本土之上的国学院，可是在这里执教的学者们，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极其重视跨文化的交流，也都从未先入为主地认定——真理仅仅存在于某一种文化之中，哪怕这是他们最感熟悉和亲切的文化类型；相反，如果人类还有什么出路的话，那出路也是存在于跨越的交流中，存在于文化间的互动之中，存在于基于文化间性的思考与展望中。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