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曼莉 不断写作的人

    第一次接触崔曼莉的小说是在2005年。当时，读的是一个叫《杀鸭记》的短篇。时至今日，我对当时的阅读感受仍记忆犹新。

    《杀鸭记》的情节非常简单。好不容易能够在乡下获得独处的“我”被一群鸭子干扰了宁静，于是，“我”在询问了种种如何杀鸭的方法后，最终将那群鸭子活埋了事。在活埋行为结束之后，“我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

    尽管《杀鸭记》不是崔曼莉的第一篇小说，但作为读者，却恰恰可以从这个短篇来进入崔曼莉的小说世界。因为这个短篇指涉到崔曼莉小说的一个主题，那就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当我们离开《杀鸭记》来阅读崔曼莉目前写下的全部中短篇，可以看到，从她写下她的第一篇小说开始，她首先到达的，便是一种自觉呈现。而她的呈现始终紧扣自己要表达的生存困境主题，从而形成鲜明的个人特色，这是一个写作者发现自我、展现自我，并最终完成自我的前提。仅从崔曼莉的这部中短篇小说集《卡卡的信仰》来看，她已充分自如地打开了这个前提。

    对一个小说家来说，如果不是写理论，那他对小说的理解就全部蕴涵在小说的文本当中。理解的强弱决定了小说文本的高低。因此，在连续阅读崔曼莉的小说后，我忍不住想探究，崔曼莉的小说是否到达了“无动机艺术”的要求。对崔曼莉来说，正是“动机”的退场才最充分地保证了人物的独立出场，也保证了崔曼莉让人物在各个地方的随意亮相。

    她的《山中日记》、《他乡遇故知》、《求职游戏》、《左眼皮跳了》等一系列小说就蕴涵了这一独立和随意。或许，在崔曼莉这里，独立和随意，本就是一个相同的意思。因此，她的人物既可以在穷乡僻壤，也可以在繁华都市，更可以在任意为之的某个异国。只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崔曼莉都惜墨如金，尽量将各种冲突压缩在它最集中和最需要之处。在这里，“需要”并不是作者的个人动机，而是小说中的人物动机。那些动机指向，以《山中日记》的一句话来说，“都是从一个地方出发，向一个目标前进”。

    在《治疗》、《臭味相投》、《寻找托马斯》等小说中，崔曼莉跨越性别，在笔尖下呈现出语言和语境的双重犀利。在阅读中，甚至在面对世界一流女性小说家的作品时，我们也很少看见女性作家笔下的“我”是一个男性。因此，当我读到崔曼莉这几篇小说时，有种突然的意外和担忧。作为主人公的“我”，居然转换成了男性。但阅读摧垮了我的意外和担忧，尤其在《治疗》中，崔曼莉展现了她更进一步的犀利和胸有成竹。

    对崔曼莉来说，表达是一种理解，该如何表达又是另外一种理解。她的语言使用，从一开始就处于日常语言的框架。而恰恰是这一框架，才构成读者的注意中心。崔曼莉根本不重视修辞，但她的不重视也只是一种表相。崔曼莉更着意的，是如何将修辞隐藏在行文的语气当中，从而使她小说的处境和语境都获得出乎意料的直接和丰富多样。在今天，口语泛滥于写作的各个领域，但太多的口语之所以变成口水，就在于口语深层的有效提炼处于缺席的位置。崔曼莉理解这一提炼，才使自己的语言到达简洁的多义境地——“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还有什么是需要多说的。”没有对语言的深度把握，崔曼莉就不会以这样质朴的行文方式告诉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中，最简单的语言也会产生责备、解释、挑衅等多重功能。因此，不论是崔曼莉小说的表达内涵，还是她的语言风格，都在相辅相成地构成她小说的非凡魅力。

    《卡卡的信仰》 崔曼莉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