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之地”与国家安全

    特邀嘉宾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盖立阁：

    编者按：邓小平曾指出，“如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因此，“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精辟论断，深刻揭示科技创新在拓展国家安全疆域、夯实国家安全根基、增强核心军事能力等方面的关键作用。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对维护国家安全有着根本的作用。

“三种空间”的刀光剑影

    国家安全疆域存在三种空间：即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认知空间。当代科技革命日益呈现的学科交叉、高度集聚、群体突破的态势，成为拓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认知空间的直接推动力。

    近代以前，受制于相对落后的科技手段，人类活动的自然空间主要是陆地和近海。十五十六世纪之交，以达·伽玛、哥伦布和麦哲伦为代表的探险家，借助近代航海测绘、船舶制造和火器技术等科技创新成果走向远海，开启“地理大发现”序幕，使近代西欧国家的安全空间从近岸、近海推至远海、深海；而工业革命更是进一步加剧重商贸易和海外殖民活动，留下今天依然悬而未决的英阿马岛之争。进入20世纪，以莱特兄弟的伟大发明和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的太空遨游为重要标志，航空航天技术将国家安全空间拓展至大气层和临近空间。20世纪40年代以来，现代物理学和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进一步将国家安全疆域推进至网络电磁空间。在国家安全的自然空间全面拓展的今天，科技创新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手段。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高科技领域的深厚基础和优势地位，以争夺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以及制信息权为抓手，以获得空间安全、信息安全为重点，确保陆海空天电等自然空间的全方位安全。

    在社会空间方面，相对落后的古代科技，决定了古代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社会流动性较低，社会空间相对封闭，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近代工业革命导致产业革命，促使社会规模不断扩大、社会阶级分化日趋严重，社会空间的阶级区隔依然严重，经济空间成为国家安全的首要支撑。而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当代科技创新，极大地改变人类社会不同组分的关联性，促使信息快速传递、经济相互渗透、文化频繁交流，国家的文化、政治空间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疆域，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在2011年波及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中，社会民众正是被“推特”、“脸谱”等社交网络煽动起来，并演化为大规模广场示威，引发西方国家借机实施军事干预，导致国家政权更迭、社会动荡。这一事例充分表明，推进信息技术和公共安全技术创新，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社会空间，已成为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

    信息论创始人申农早在20世纪40年代便高瞻远瞩地指出，信息的广泛用途将涉及到计算机、遗传工程和社会认知三大领域，暗示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和国家安全的深远影响。时至今日，现代生物科学、认知科学和信息科学及相关技术的最新进展，已将认知的触角伸向人的大脑和心灵，从而大大拓展国家安全的认知空间。例如，西方国家围绕部分东欧国家的文化认同、社会归属和伦理准则等认知空间，实施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意识操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诱发部分东欧国家的“颜色革命”。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我们知道，国家安全的根基在经济安全。而在当代，科技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又是经济安全的根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依托于科技整体实力的不断跃升和信息化建设的长足进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而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实力的提升，为进一步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科技战线捷报频传：“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成功研制，煤制乙二醇和甲醇制烯烃实现工业化应用，风能、光伏发电、储能电池等关键技术取得新突破，宽带无线移动互联网、量子通信实用化取得新进展，百亩超级杂交稻试验田亩产突破900公斤，等等。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科技成就，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必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提供强劲动力。

    当今世界新技术、新产业迅猛发展，孕育着新一轮产业革命，新兴产业正在成为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此，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抢占未来经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努力把握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动权。我国新近制定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主动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提出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而要圆满完成上述规划任务，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孕育新型作战力量

    科技创新对军事能力的影响，一般是先导致武器装备革命，进而对军人素质提出相应要求并深刻影响其组合方式及实现途径，最终引发作战方式的变革。

    历史地看，从古至今，战斗力生成模式和体系作战样式主要经历了“材料主导式武器+体能型军人+基于人力系统的体系作战”、“能量主导式武器+技能型军人+基于电讯系统的体系作战”到“信息主导式武器+智能型军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的演变历程。当代科技革命和新军事变革不断推进，信息栅格、云计算、移动宽带、物联网、智慧地球等技术用于军事，大大提升战场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加速武器装备网络化、无人化和智能化进程，促进自适应、聚集式综合保障能力的形成；包括信息系统、信息化主战平台、精确制导武器、信息作战装备等在内的信息化武器装备已成为主要作战装备。在此情况下，唯有依托科技创新，积极利用信息技术，才能实现武器装备的精确释能，才能实现作战人员的智能提升，才能实现作战指挥的体系对抗，全方位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历来受最新科技创新成果的助推而发展。在冷兵器时代，融冲击力与防御力于一体、代表当时军事技术发展成就的骑兵，是重要的新型作战力量。火药的发明及其军事应用，促使近代步兵、炮兵成为威力无比的新型作战力量。进入20世纪，随着机械化时代到来，空军和装甲部队等又成为新型作战力量。当前，席卷全球的信息化浪潮，促使以信息化为主导的军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不仅改写材料或能源主导社会的历史，也直接引发战斗力生成模式的改弦更张，成为战略预警、军事航天、防空反导、信息攻防、战略投送、远海防卫等新型作战力量的核心内容。

    武器装备是科学技术的物化成果，具有对抗性强、带动性大、竞争激烈等突出特点，其发展与敌我双方乃至多方的战略博弈密不可分。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必须讲究策略，坚持不对称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有针对性地开展“撒手锏”武器研制，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的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