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导’,有时候实在是分身乏术,没时间‘导’。”电话那头,杨宁的声音既疲惫又沙哑。即便是连上8天班之后的周末,也片刻不得闲,处在评职称“节骨眼”上的他得加足马力申请课题、发表论文。至于自己的四名研究生,最近一次见面已是三个星期之前。
杨宁评上武汉某所重点高校“硕士生导师”资格的时间并不长。可短短五年,他却早已对这个“熟练工种”有了自己的“深刻”感悟:与科研、上课,甚至是承担行政工作相比,带研究生实在是个“再轻松不过的任务”。因为在“进出门槛都不高”的前提下,“干多干少都是导师的良心活,‘过得去就行’的思想挺流行。”
杨宁说,这种“得过且过”的思想,如果放在十二年前他的硕士求学生涯中,简直是“不可想象”。
“导师一共带我们师兄弟三个,每周六都要去导师家里待上整整一天,聊完学术聊人生,再吃顿师娘包的饺子,暖了身子也活了思想。”闲暇时刻,杨宁总爱回忆这段“奠定他学术基础的至关重要的阶段”。正是得益于这样的“精细化培养”,他坚持了五年,门下硕士生算是全院最少的,还能定期指导学生课业。然而面对汹涌袭来的研究生扩招大军,杨宁的坚持显得力不从心了,“现在,‘作坊式批量生产’成了研究生培养的主渠道。”
据报道,目前,包括北大、浙大、武大、华中科大等6大高校每年招收研究生规模在6600人以上,这意味着,这些高校研究生在校生规模达近两万人,其他万人规模的高校更是不在少数。而2008年的一份5年一次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则显示,我国15.7%的研究生导师指导的在读研究生在10人以上(含10人),还有近1%的导师指导的在读研究生在20人以上,有的甚至达到30人。
“导师的精力是有限的,在繁重的科研压力下,最没有‘硬性杠杆’的研究生培养往往成为首先被牺牲的。别说指导20个人的学业,就是光给这些学生选毕业论文题目,工程量都异常浩大。除此之外,有些学校还把‘完整地带完一个研究生’作为评定正高职称的必要条件,有人不上心是难免的。”
如果说对于“导师很忙”的指责,只能作为研究生“放养状态”滋生的外部因素,研究生自身定位不准、主动意识缺乏则成为不少导师眼里“导了也白导”的喟叹。
“导师确实不是过去的导师了。可话又说回来,今天的研究生还是过去的研究生吗?”说起自己带学生的经历,北京师范大学年轻的硕士生导师张颖华(化名)激动的语气里带着些许失落,因为能“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学生太少了。”
几年“硕导”经历下来,张颖华的心里偷偷藏了一个“黑名单”,上面标注的是几所地方二、三本院校的名字,“在同等条件下,碰到这几所学校的学生,我会尽量选择回避。”尽管明白这样难免有些武断,但她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向某些地方院校沦为“考研基地”表达愤慨,因为这种急功近利式的本科生培养将“学生培养质量不高”的问题“击鼓传花”地转移到了研究生阶段。“现在很多学生考研目的过于功利,不是逃避就业压力,就是想以此为‘垫脚石’找到更高层次的工作,入学选导师也只顾看谁职称高、谁是博导、谁有行政职务或者谁推荐工作有门路。而不少本科学校为了提高就业率,也在课程设置等诸多方面给考研学生大开绿灯。对于某些专业,特别是文科而言,一门外语一门政治两门专业课的考研设置,确实能通过简单地死记硬背以高分入围,学生的学术兴趣或者学术能力却几乎看不出来。”
张颖华也深知并不是所有硕士毕业后都将以学术为生,但在她看来,学术精神和学术思维是将伴随研究生终身的精神。为此,她曾试图给学生布置阅读书目和读书笔记,可学生从此绕着她走,私下里还埋怨她太严格。还有一次,作为学术答辩委员会的委员,她在答辩开始前五分钟才拿到一本刚刚打印出来、还烫手的论文,对此,学生的解释是“找工作压力太大,请老师多谅解。”
“他们只想要导师咀嚼过、喂到嘴里的东西,如果导师不给,自己从来不去寻找。如果等着导师手把手教,和大五大六有什么区别?要是只为找工作,这三年岂不是太虚度了?”
尽管质量堪忧,可张颖华说,杨宁读书时的情景,也并没有在今天的研究生教育中绝迹——
每个周六晚上,她路过办公室时,总能看到有位导师的窗户亮着,那是他在带着自己的学生聊天、读书、讨论。“这样的研究生读得才有意义:导师静下心来导,学生扑下身子学,不一定是知识,可能还有价值、有阅历。”张颖华说,她也愿意做这样的导师,为这样的学生导航。(本报记者 邓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