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22届全国图书博览交易会上,由黄河出版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一套《中华民族全书》格外引人瞩目。这套耗时三载的丛书,邀请56个民族代表性文化名人出任学术委员,一族一卷,汇集而成,犹如百川归海,波澜壮阔。其中,担纲裕固族和保安族两个甘肃省独有民族分卷编著的,均是两个民族的著名学者钟进文和马少青。集作家、民俗文化学者和书法家于一身的马少青,以其《中国保安族》一书向人们展示了多姿多彩的全景式保安族文化长卷。
四十多年来,马少青一直作为本民族的代言人为世界娓娓讲述着保安族的文化历史。最初,马少青是以独具个性气质的文学创作为本民族发声的。这种由精神作用而在生活中荡起的回声,无疑来自其心灵深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积石山县大河家镇保安族业余作者马少青犹如一匹黑马,闯进了甘肃文学的视野。其连续在省内一些刊物上发表的小说、散文,诸如后来收入《积石山的路》一书中的《保安腰刀和蛋皮核桃》、《艾布的房子》、《马六》、《关怀》、《隆务河缅怀》、《积石山的路》、《祖父》、《伯卜埋杂上的那柱香》和《心曲》等作品,在本民族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并受到文学界的好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马少青一直以地地道道的本民族的语言为本民族代言。他1986年发表的小说《艾布的房子》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特别奖和首届敦煌文艺奖。马少青小说和散文的一大特色是机智地化用积石山的方言。马少青在创作中使用方言,使用方式和方言本身都是本民族的。比如,他在《艾布的房子》中写到因盖起了房子而自豪不已的艾布,用了一句“人前头可以挺着腔子走了”;村里仅有的两三个经过扫盲的人是“认的几个字早随着汗水跌到地里去了”等等,用得很幽默、很巧妙、很形象,个性鲜活生动。毫无疑问,这一功底来自于其深厚的民俗文化素养以及对本民族口语的理解。
在近万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阵列中,马少青是第一位也是惟一的保安族作家。在中国,和裕固族等极个别少数民族一样,保安族也是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在不识汉文字前,保安族所有的文化信息只能“口口相传”。对于熟稔地使用汉字表情达意的马少青来说,在拥有了这些文学成果之后,连他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为本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使一个民族的口头文化有了文本,自己也拥有了一个十分光荣而重要的角色——保安族书面文学的奠基者!
马少青的这些文学果实,与今天的汉语文学水平相比可能有些青涩,但却因其角色的珍稀而永远充满诱惑地悬挂在本民族文化大树的枝头上,同样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不可忽略的收获。如果说文学表达的只是马少青一个人的生命体验,那么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层介入,却是马少青对整个民族群体精神世界的关怀。马少青的从政之路一直关系着文化,搞创作时,马少青研究民俗文化是为了积累创作素材,放下创作,马少青研究民俗文化是为了直达文化本身。当然,由一个作家而一个文化学者,对于马少青来说,这一角色的转换只是文化视角的变换,而非文学情怀的缺失,深入到骨子里的东西一直未变。
民俗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生活经验,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是一个民族赖以成长的文化土壤。做一个合格的本民族文化的代言人,是马少青从事文学创作和民俗文化研究的最终梦想。其实,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担任北京民族文化宫讲解员开始,马少青就开始为本民族文化发言而准备了。国家民委在民族文化宫举办民族政策宣传展览,要求全国每个民族派一名讲解员,甘肃挑来挑去,保安族就推荐了马少青。
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这样的文化圣殿向世界讲解本民族文化,除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情怀、过硬的口头表达能力外,当然还需要丰富而权威的本民族文化知识。马少青无疑有着充足的积累,面对络绎不绝的国内外的听众,他好像终于找到了倾诉的对象。他像一个在场的活标本,借助文字、图片和实物,如数家珍地给人们讲述保安族的一切!两年的讲解员经历,对于马少青来说,是一次表达,也是一次很好的充实和鞭策。他意识到,要对民族文化拥有权威的发言权,必须做一个知情人,真正从骨子里了解本民族文化,广泛采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并由此提炼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讲解员经历之后,他给自己确定了更高的事业目标。
多年下来,收获颇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马少青先后出版了《积石山的路》(文学集)、《东乡族裕固族保安族民间故事集》(保安族民间故事集)、《中国少数民族风土游记》(保安族)、《保安族》、《保安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甘肃民俗总览》(保安族)、《保安族研究文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保安族卷》、《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丛书》、《跬步集》、《甘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指南》、《河州花儿》、《保安腰刀》、《中国保安族》等40余种专著、编著及《花儿的口传与文本——兼论花儿文献的保护意义》、《论甘肃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关于甘肃省文化建设长期发展问题的思考》等专业论文。新近出版的《中国保安族》一书,则是保安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可谓一部保安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在民族文化学术研究方面,马少青不仅拥有丰富的资料,更有着自己独到而权威的学术见解和主张。比如他对“河州花儿”流派的认知。在学术界,习惯上把“花儿”分为许多流派,什么“甘肃花儿”、“青海花儿”、“宁夏花儿”;什么“回族花儿”、“汉族花儿”、“撒拉族花儿”、“保安花儿”、“东乡花儿”、“土族花儿”、“裕固族花儿”等。马少青不认同这种根据行政区划把“花儿”简单地分割开来研究的方法。他认为,这些“花儿”实际上就是一三句单字结尾、二四句双字结尾的“河州花儿”这一类型,以地方或民族命名的什么“花儿”其实是某某地方、某某民族中流行的“河州花儿”而已。“河州花儿”是歌唱的艺术,它不是以地方或民族的物化形式向外传播,而是以乐音,或者说以曲令的形式向外传播。“河州花儿”应该有新的分法,即以不同的曲令名称来区别其不同的类型,即“曲令分类法”,而“习惯性”的分类法无疑粗暴地扯断了“花儿”的文化根系和脉络,不利于“花儿”的保护、传播和研究。
作为一个民俗文化学者,马少青是一个采集者,更是一个守护者。马少青知道,自己的每一个理念、每一个主张,都可能影响到文化的生态和命运,而秉持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则应该是自己必须始终遵循的法则。从个体的民俗文化活动,到后来执掌甘肃省文化厅统筹全省文化事业,他都恪守着这一科学定律。马少青民俗文化研究成果的价值在于,摸清了保安族的历史沿革、山川形胜、古籍遗存、风物民情、文化性格和文化形态,书就了一个民族幽深而厚重的族谱,进而盘点了古老而年轻的保安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巨大贡献。
保安族是个性鲜明的民族,崇尚腰刀和“花儿”,而这两样重要的文化符号,正是保安族人民阳刚与阴柔双重文化性格的形象呈现。概而言之,就是崇德尚义,爱国爱家,阳光向上,自强不息。作为保安族的一分子,马少青的身上保存着太多的民族文化信息和性格,具有个性化的民族气质。因为纯粹,腰刀和“花儿”在马少青的性格里都能找到。与其文学创作一样,其先文后墨、刚柔相济的书法艺术也从另一面很好地展示了这一点。因此,马少青归根结底是腰刀和“花儿”的代言人,刚强、烂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