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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11月04日 星期日

    一脉书香

    ——写在中国书店—个甲子之时

    作者: 《光明日报》( 2012年11月04日 01版)

        “轻点儿,轻点儿,再轻点儿……”中国书店古籍修复传承人刘秋菊在心里叮嘱着自己,拿捏着手上的劲儿。

     

        眼见着面前让暴雨浸泡的数百册明清珍贵古籍善本,她真是心疼极了。此刻,她好像一个正在做显微手术的医生,生怕再碰伤手下的“患者”。

     

        这些古籍的珍藏者,是在万般无奈下找到中国书店的。他的藏书在北京7月21日暴雨中不幸被水淹没。待浑浊的雨后积水抽去,被水浸透的古籍已是一块块“书砖”,无法揭开书页,加之天气炎热,书页迅速霉变,他呵之护之如宝贝的古书,面目全非。

     

        刘秋菊和其他技师争分夺秒,不敢有丝毫的疏漏,烘干、修补、除菌、除霉、化掉水印、整平……精心地修复着每一片书页,终于,又一次化腐朽为神奇,数百册善本整旧如旧,面目恰似当初。

     

        一次又一次化腐朽为神奇的努力,接续起中国书店一个甲子的传奇。她用传承于先辈的古籍修复技艺,留住了无数古籍珍善本的时代风华,为藏书家、爱书人保住了滋味绵长的一脉书香。她接续前辈搜罗古旧书的努力,使无以计数的古旧书免于水火兵燹,得以典藏,为国家、民族留下永久的历史文化记忆。她提供的专业、周到的服务,融入无数读书人、研究者学术上的斐然成就。

     

        中国书店仅此—家

     

        60年前的11月4日,中国书店诞生在北京东四南演乐胡同一处宅院。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之际,残留古籍以及文物古玩被冷落。1952年,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写信给有关部门:在抄手胡同某书肆,查到水利部当作废纸出售的永定河水利档案五捆118斤。不久,文化部副部长丁燮村的报告透露出又一个信息:“近来发现有些纸厂收卖旧书做纸浆原料,珍贵的宋版书亦有在内销毁的。”这似两个机缘,催生了政务院《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文化部、轻工部、商业部《禁止用木版线装书做纸浆原料》《废品回收中的旧书刊化浆前让古旧书店进行拣选》等政策文件和有关规定的发布,成为吴晗、齐燕铭、郑振铎、张友渔等倡导成立中国书店的缘起。就这样,中国书店应运而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国营古旧书店,也是迄今国际图书经营史上仅有的一例。

     

        转过年,1953年,仅有十几个人的中国书店,就把这样的业绩写在了自己的名下:收购古书20余万部(册),全年业务量40万元,占到全市古旧书业经营业务的1/3。

     

        两年后的1955年,中国书店就与当时北京全市111家私营古旧书店平分秋色,占了北京古旧书业一半的业务量。

     

        1958年,中国书店先后吸收、接纳了包括来薰阁、邃雅斋、松筠阁、肄雅堂等多家老字号商铺在内的北京百余家私营古旧书店,完成了公私合营,成为北京古旧书业的继承者和主体代表。

     

        经过60年,今天的中国书店已经发展成一家拥有10余家销售门店,集古籍整理出版、古旧书拍卖以及书画、文房用品经营为一体的文化企业,秉持着传统文化守护者的担当。

     

        书海遗珍荟萃之地

     

        一副背囊,一套行装。为搜求、发掘历朝各代珍贵古籍文献,中国书店几代员工的足迹踏遍祖国大地以至海外有中国古旧书的地方。昔日官宦世家,普通农舍,都有中国书店古旧书收购员的身影。今朝拍卖大堂,乡野僻壤,都在中国书店古旧书收购员的视野之内。他们从化浆池边,废纸堆中,灶膛前,废品收购站里,居民家,造纸作坊……为学人、为国家寻古籍之珍,文化之宝。

     

        在中国书店的大事记中,一则记载令记者触目惊心:1967年,中国书店从北京市部分区县查抄物品存放仓库中,清理和收存了各种古旧书刊及历史文献达120吨。这数以吨记、危在旦夕的是珍贵的古旧图书啊! 

     

        中国书店经眼过手的古籍文献中,不少版本价值显赫,具有古代雕版发展标志意义,有的则对推动学术研究有突出贡献。

     

        写本中,有东晋到隋唐的写本,北宋时期归义军的写经。其中隋代写经《大般涅槃经》卷七,超过140厘米的单纸有四张之多,是目前海内外可看到的隋唐以前单纸最长的实物,清晰地传递出隋唐造纸工艺的信息,为研究中国古代造纸工艺提供了最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原藏于杭州雷峰塔塔砖之中的《雷峰塔藏印陀罗尼经》,是现存稀少的五代后期雕版印刷品,为公元十世纪五代时期吴越国王钱俶刊刻,被中国书店从民间收得;所收南宋刊刻的包背装巾箱本《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因刊刻时间较早被视为珍品,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在中国书店所收文献中,更不乏 “最早”和“唯一”之品。元刊本《通志》衬页中三页元代刊本《新编校正西厢记》残页的发现,使《西厢记》最早的刊印时间上推了近一百年。上世纪50年代收购的海内外孤本明弘治十一年《新刊大字魁本全像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插图本《西厢记》。60年代收购的“程甲本”、“程乙本”是最早刊行的《红楼梦》版本,而1959年收购的一百二十回钞本《红楼梦稿》,推动了对曹雪芹创作和《红楼梦》成书研究的重大突破。中国书店所收清康熙五十八年刊行的瓷版《周易说略》,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瓷版刷印古籍,为中国书籍发展史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研究实物。

     

        今天为学人们津津乐道的宋嘉定刻本《楚辞集注》、淳熙七年刊刻本《诗集传》、宋刊《重刊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宋本《古今注》等等一大批古书善本,无一不是中国书店收书人的书海拾珍。泥活字本《翟氏宗谱》、《泥版试印初编》、《广卓异记》以及铜活字《古今图书集成》,题有“聊斋焚余稿”的《异史》等汇聚历史信息的珍稀版本,均因中国书店的抢救而得以存世。

     

        最近十年,中国书店多次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国古旧书商交流,在抢救、购买流失海外的中国珍贵古籍善本上多有斩获。宋刊本《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元孤本《类编图经集注衍义本草》、元刊本《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明刊本《初学记》、《四书》、《新刻琼琯白先生集》、《东坡全集》、《方式墨谱》,清刊本《金瓶梅》、清内府拓本《敬胜斋法帖》等一批珍贵古籍,由此结束海外漂泊,回到故土。

     

        如今,这些珍贵古籍善本,有的由国家公共图书馆珍藏,有的是各大专院校、学术研究机构的珍稀文献。在“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中国书店所经手的善本古书占据了极大的份额。

     

        中国书店的古书修复技艺传承人被学人们尊为“古书医生”。他们巧夺天工的古书修复技艺,被誉为古代典籍的“续命汤”。60年中,中国书店先后为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藏家和图书馆修复珍本古籍数十万部。元刊方明甫校正本《类编图经集注衍义本草》的修复,一直让中国书店人引为自豪。该书从未见历代公私书目著录,极为罕见。在流落海外数百年后,被中国书店辗转购回珍藏,所惜书有虫蛀。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汪学军、刘秋菊历经半年、数十道工序,终将此书修复,且达到了修旧如旧的境界。“救活破旧书,使古为今用”,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晗题词中的文字。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桢则题下“装潢旧籍有传人,粉白骇红气象新。变化神奇于腐朽,丛残整理更为今”的字。著名学者张政烺、赵万里、魏建功、王伯祥、罗继祖、刘盼遂等对此也都多有赞扬。

     

        2008年,中国书店古籍修复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光华再绽。

     

        学人安身立命之所

     

        离11月4日还有几天。记者的手机响了。“我是白化文,11月4日是中国书店成立60年的日子,你知道吗?”像白化文一样,很多学人记着这个日子,像惦记着家人的生日。

     

        “我在家里坐着,一个朋友把许惠田带来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尚是北京大学副教授的白化文与中国书店许惠田的相识,平淡无奇。从此,隔三差五,白化文就会去许惠田那里淘书。渐渐的,由许惠田主持的中国书店设在海淀黄庄斜街上的小门脸——中国书店文化书社,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要会朋友,就去许惠田的书店,北大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的一帮子学人是那里的常客。想见袁行霈、费振刚、褚斌杰、陈宏天……诸位老友,甭去家里,经常能在黄庄中国书店碰上。书店办成了团聚书生之地。”电话里,白化文讲着他与中国书店那家小店的交情。

     

        几十年过去了,白化文对中国书店的感觉依旧:“店员依然保持老传统,笑脸迎人,热心服务。李小琦、袁媛女士,为我找书多年。如今我搬家到颐和山庄,据海淀镇有十五六千米了,坐车不堵车也得四十分钟以上。可是李小琦不嫌弃我,我要什么书,她都驾着自己的车,远远给我送来,倒赔汽油没处报。大暑天的,我见她脸上几道子汗,真让人不落忍的。这就是中国书店为顾客服务的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来,不带含糊的。”

     

        一提到中国书店,著名学者许嘉璐心里就涌出一股难以言喻的亲切感和对已逝岁月的怀念。“从22岁大学毕业,40多年来它始终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老师傅们对顾客的尽心尽力是现在的人们想象不到的。哪位先生藏书如何,近来身体怎样,哪位最近来过,正在写什么,需要什么书,几乎无所不晓。记得有一次我找《龙龛手鉴》,店里没有,马(春怀)师傅说:‘您先回去,我到大库里去找找。’像这样麻烦他,已经有多次了,我于是再次道谢。几天后,他足踏自行车竟然找到了我家,满头大汗地把书送上楼来了。我一时真是无以言对。” “我的书不算少,却没有一册善本。但是我对它们格外珍惜,因为那淡淡的书香和发黄的书页中,不但浓缩着中华民族的智慧,还记录着我这一代人与书、与中国书店及其中人的关系,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角落啊!感谢中国书店对我的陶冶,永远记住那已经难觅的独特的情调。”

     

        “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是中国书店打成立从没间断过的服务。中国古旧书业以书会友、为友寻书的传统,在中国书店的一个甲子中得到弘扬。书店成为了学人、特别是文史学界学人“安身立命之所”。著名学者启功在一篇序中说:“书店里的老师傅都是有功之臣。做学问的人、搞传统文化的人,离不开古旧书,离开了就没法做学问。书店不仅是搞学术需要,它同时也关系着你的生活。你养活一家老小,得靠着它。因为咱们教书的,先得念书。要念书,就得买书。所以我说,书店是安身立命之所。”

     

        书店里的人因为卖书,天天和书打交道,日子一长,许多人就成了版本专家。你别看咱们是教书的,遇到版本问题,不得不多向人家请教。人家卖了一辈子书,经眼无数,版本知识不得了。

     

        古旧书店的人跟一般生意人还不一样。一般做生意,谁出的钱多就卖给谁。不过古旧书店除去商品价值,还有文化价值,所以不少书店老板讲究货卖识家,卖给靠教书吃饭的知识分子,宁肯少赚点儿钱,为的是让书能发挥作用,在专家学者手里派上用场,而不是放在阔人家里当摆设。这点很难得。他们客观上在传播传统文化、开展学术研究方面有很多贡献。从这点上,我说他们都是功臣。”

     

        中国书店在学人记忆中留下的是诸多的美好与温馨。

     

        白化文说,中国书店哺育下成长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是不争的事实。

     

        藏书家周叔弢93岁时,听说琉璃厂在重建,高兴之余又担心,这些老字号恢复以后,有没有供应市场充足的货色,有没有精通业务的从业员,读者、买书人能不能从琉璃厂获得过去那种精神、物质上的满足?

     

        在著名学人黄裳看来,读者去琉璃厂,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奔向一所庞大的、五彩缤纷的爱国主义大学校、展览馆。不只能看,还能尽情欣赏、摩娑品味,可能时还能买回去。这是一座文化超级市场,门类之广博,品种之丰富,新奇货色的不时出现,对寻求知识的顾客带有强烈的诱惑。这一切,今天的博物馆、书店……一切文化设施都不可能完全代替。到琉璃厂的书铺里来,可以自由地坐下来与掌柜的谈天,一坐半日,一本书不买也不要紧。掌柜的是商人也是朋友,有些还是知识渊博的版本目录学家。他们是出色的知识信息传播者与咨询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踪迹和学术研究动向,自然终极目的还是做生意,但这并非唯一的内容。至少应该说他们作生意的手段灵活多样,又是富于文化气息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山东筹建蒲松龄纪念馆。中国书店老员工雷梦水接待了对方来京到店选购各种版本《聊斋志异》的客人。他向来者了解了纪念馆筹备情况后提出:“你们不能仅仅收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还应该把收集范围扩展到蒲松龄的其他著作和蒲松龄为官、游历所到之处的文献资料,以及与蒲松龄交往密切的文人的著述、文集,这些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有过很大的帮助。”随后,雷梦水不仅为来者准备了十几种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还为他们找出了影印的蒲松龄未刊稿《东郭箫鼓词》、《淄川县志》和蒲松龄一生游历和为官之地的县志,与蒲松龄交往甚密者的文集。归去后,山东客人专门来信,感谢雷梦水周到、专业的服务和非常重要的指导意见。

     

        中国书店老员工马春怀已经去世多年,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老学者打听:“你们中国书店的‘小马’怎么样了?”上世纪80年代,马春怀时常不辞辛苦,骑着自行车从琉璃厂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按着学者平昔研究方向,为学者送书上门。诸位先生不知,那个骑着车,驮着书,每每汗流满面的“小马”,当年已年届六旬。

     

        中国书店老员工郭纪森的一段文字,为后人留下一片心迹:“一摸到有书的线索就力争一追到底,从来不计较工作时间长短和往返次数多寡。有时白天吃了闭门羹,就晚上再去。不论是严冬寒风刺骨还是炎夏烈日当头,都单车代步,往返奔波毫不在乎。”就是这服务的真诚、执着、辛苦,维系了中国书店人与学人间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情谊。

     

        何止郭纪森、雷梦水、马春怀……一代又一代中国书店的员工以殷勤周到、不辞辛苦的优质服务,让学人们浸淫在书香与情意之中。琉璃厂中国书店珍藏着一幅条幅,上面是邓拓的字迹:“寻书忘岁月,人莫笑蹉跎;但满邺侯架,宁辞辛苦多。”落款处,邓拓称:“壬寅冬日戏改邵康节诗一绝,以谢中国书店诸同志之辛勤劳动。”谢国桢曾专门赋诗一首谢雷梦水:“感君别具骊黄手,选入不登大雅堂,将化腐朽为神奇,彰幽发潜在公方。”

     

        对中国书店,学者们也是有求必应。著名学者张友渔曾抱病为中国书店成立以及书店名称写下证明;著名学者郭沫若、楚图南、舒同、李一氓等都亲笔为中国书店题写了招牌;2008年,病榻上的季羡林欣然为中国书店即将出版的《中国书店藏敦煌文献》题写了书名。

     

        老树新枝竞春华

     

        北京虎坊桥十字路口那座经历了近一个世纪沧桑的老建筑,如今是中国书店出版社的所在地。进得二层大厅,三面书壁,上可达顶,整理出版的两千余种图书,琳琅满目,一堂书香。

     

        中国书店创办伊始,就开始古籍的复制出版与整理,“文革”中,此工作曾一度中止。1979年,中国书店才再度恢复古籍复制出版整理。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努力,先后整理出版各类新印古籍和研究、介绍传统文化的图书2600多种,形成以木版刷印古籍图书和新印古籍为特色、以艺术图书为优势,重点拓展传统文化普及读物的出版格局。

     

        中国书店收藏的旧木版,上起清朝中叶,下至民国后期。丰富的收藏,使中国书店成为目前全国唯一一家既拥有丰富的旧藏木版,同时又具有古籍整理出版能力的出版机构,也使木版线装刷印图书成为中国书店最具特色的传统出版优势。整理出版的《中国书店藏版古籍丛刊》,木版刷印,完全手工操作,采用蓝布套、瓷青皮这经典的古代图书装帧,原汁原味,古趣盎然。

     

        中国书店所整理出版的新印古籍,有富含文化积累价值的《海王村古籍丛刊》、《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古代易学丛书》、《清实录》(与中华书局合作)、《四部备要》(与中华书局合作)等大型影印古籍丛书;有体现了学术文化新成果的《北京通史》、《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北京旧志汇刊》、《中国书店藏敦煌文献》、《中国历史大洪水》等学术著作;也有具有抢救发掘意义的《梁启超手批稼轩词》、《山堂先生群书考索》、《重刊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类编图经集注衍义本草》等影印古籍;以仿石印为特色的《营造法式》、《十竹斋书画谱》、《脸谱大全》、《百花诗笺谱》、《芥子园画传》、《红楼梦人物粉本》等也赫然其中。其中,《北京旧志汇刊》、《盛明杂剧》、《重刊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类编图经集注衍义本草》等20多个出版项目被列为国家和北京市重点出版项目。《北京通史》、《中国历史大洪水》、《梁启超手批稼轩词》等100多种图书分别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及全国古籍优秀奖等奖项。

     

        顺应时代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书店率先举办了“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此后又创立了我国第一家承担古旧书刊拍卖机构——北京海王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逐渐形成了每年春秋两季大拍和每季度一次的古旧书专场拍卖和大众收藏书刊资料拍卖会、书画艺术品拍卖会和连环画专场拍卖会,拓宽了古旧图书的流通渠道,激活了北京乃至全国的古旧图书市场,提升了古籍善本的文物价值、收藏价值和经济价值。

     

        古旧书之陈香,因中国书店的存在,愈加氤氲绵长。

     

        (本报记者  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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