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到几个数字:欧盟人口占世界9%,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25%,而福利开支却占世界50%。这几个数据突出表明了欧盟的高福利政策,也说明了这种政策为什么不可持续。在欧洲主权债务问题久拖不决的背景下,人们对这几组数据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欧债问题的中心——希腊,有人这样描述一个公务员的工作状态:上午九点上班,下午两点半下班,每天工作不超过五小时,每年休假不少于一个月,拿14个月薪酬,比私企高一倍,三天两头还能拿些奖金。
上述种种,要在其他国家基本上可以称作“白日梦”,但在希腊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所以有俗语称,“宁为希腊公务员,不做华尔街银行家。”当然,享受高福利的不仅是公务员,贩夫走卒也不例外。希腊是欧洲高福利的缩影。欧洲提倡“全民共享”,号称“从摇篮到坟墓”。长期以来,高福利成了欧洲标志性符号,有效地缓和了社会矛盾,被称为“社会稳定器”。殊不知这个“社会稳定器”却在不知不觉中给欧洲社会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
首先,拖累了经济发展。高福利制度忽视市场配置机制,片面地强调提高劳动者保障水平,加重了欧洲企业社会税费负担,使其无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不少欧洲企业都将实业转移到其他地方,也导致欧洲产业空心化,经济难振。
其次,积累了债务风险。以希腊为例,本来经济底子就不厚实,除了海运业和橄榄油出口,就靠爱琴海旅游了。希腊经济水平虽不高,但福利水平却超高。以2001-2010年为例,希腊经济年均增速为5.6%,而社会福利年均增速却达到9.4%。希腊政府要维持高福利,只能举债度日。近十年来,希腊每年公共债务占GDP比例一直在90%以上,其中8年超过100%。
此外,减弱了社会凝聚力。高福利制度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欧洲人的国民性,欧洲人由朝气蓬勃变成老气横秋,由冒险进取变成贪图享乐。面对欧洲糟糕的经济形势,习惯了舒适生活的欧洲人很难共克时艰。更加残酷的现实是,欧洲65岁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6.5%,远超7%的国际警戒线,人口老龄化十分严重。社会对福利要求越来越高,而经济水平不断下滑,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欧洲不少有识之士已看到,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已难以为继,改革势在必行。在债务压力之下,欧洲各国政府也启动了一些改革措施,尝试着抑制社会福利增长速度,减轻政府和企业的福利负担,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改革之路注定荆棘载途。
对于深陷“高福利、高失业、高债务和低增长”泥潭的欧洲,高福利与财政平衡之间的博弈仍在继续,经济困境与社会动荡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如何走出高福利的困境,探索建立健康的社会福利制度,维持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点,“既把蛋糕做大,也把蛋糕分好”,这是摆在各国面前的一道共同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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