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到底是什么

    你们如果到辞典、书籍中寻找“文化”的定义，一定会头疼。从英国学者泰勒（E·BurnettTayor，1832－1917）开始，这样的定义已出现两百多个。那两百多个定义，每一个都相当长，我敢担保，你们即使硬着头皮全部看完，还是搞不清楚文化到底是什么。请记住，没有边界的国家不叫国家，没有边界的定义不是定义。

    文化定义的这种毛病，让我想起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A·Lawrence Lowel，1856—1942）发出的叹息：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定义它，这就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除了不在手里，它无处不在。

    文化确实很难捉摸。因此，我们的传媒在讲述文化的时候，也只是说它有可能发挥的效果，如“凝聚力”、“软实力”、“精神家园”等等，都是比喻，至于文化本身是什么，还是没说明白。近来又有不少地方把文化等同于“创意产业”，这又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因为文化中那些最经典、最高尚的部位，早在千百年前就完成了“创意”，更难以完成“产业”。

    按照我的学术经验，对于那些最难下手的大题目，可以从它的裂缝处下手。你看，文化在这里就露出了它的一条裂缝：我们身边有很多跨国婚姻一一离散，离散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差异”。然而仔细一问，男女双方既不在“文化界”，也不是“文化人”。可见，“文化”的含义远远大于文化部门和文化职业。这条裂缝，可以让我们窥知文化的真正奥秘。

    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文化，既不能大到无限广阔，又不能小到一些特殊的部门和职业，那它究竟是什么呢？看来，还是想办法给它一个定义。三年前，我在香港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谈话节目中公布了自己拟定的一个文化定义。我的定义可能是全世界最简短的——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对于这个定义中的几个关键词需要解释一下。我前面说到不少跨国婚姻因“文化差异”而离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作为丈夫的华人每年清明节必须从美国的公司请假回故乡扫墓，使他的美国妻子觉得难以理解。这就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说明了“文化差异”是什么。

    文化是一种时间的“积累”，但也有责任通过“引导”而移风易俗。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渐渐积淀成一种“集体人格”。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1875—1961）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他在这里所说的“浮士德”，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指德意志民族的集体人格，也就是德意志文化的象征。这种集体人格早就存在，歌德只是把它表现出来罢了。

    在中国，自觉地把文化看成是集体人格的是鲁迅。他把中国人的集体人格，称作“国民性”。他的作品《阿Q正传》、《孔乙己》、《药》、《故事新编》等，都在这方面作出了探索。因此，直到今天，他还是高出于中国现代的其他作家。

    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灵魂。必须注意的是，民族的灵魂未必都是正面的，从歌德到鲁迅都曾经深刻地揭示过其间的负面成分。

    按照我所拟定的文化定义，今天中国文化在理解上至少有以下方面的偏差：

    第一，太注意文化的部门职能，而不重视它的全民性质；

    第二，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视它的精神价值；

    第三，太注意文化的积累层面，而不重视它的引导作用；

    第四，太注意文化的作品组成，而不重视它的人格构成；

    第五，太注意文化的片段享用，而不重视它的集体沉淀。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吧，我的定义虽然简短，内涵却是不小。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文化在本性上的必然诉求。

    由于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因此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里它都具有归结性的意义。十几年前，在纽约召开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转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各国学者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值得我们参考。

    例如：

    “一个社会不管发达和不发达，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形态，实际上都是文化心态”；

    “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

    “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过程”；

    “经济行为只要延伸到较远的目标，就一定会碰到文化”；

    “赚钱，是以货币的方式达到非货币的目的”；

    “赚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衣食，而是为了荣誉、安全、自由、幸福，这一些都是文化命题”。

    说这些话的人，大多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文化学者。他们不深刻，却是明白人。

    ——摘自《何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