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成功的电影,起码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讲一个好故事”,二是“讲好一个故事”。用这两个标准,来考量新近由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河北玛西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河北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拍摄的电影《一诺千金》就会发现,该片对电影语言的把握,对社会现实的观照,以及对人生体味的表达,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一诺千金》的确讲了一个好故事。15年前,河北农业大学园艺系果树93(01)班的李宝元同学尚未毕业,就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同班的26位同学,默默地资助,温暖着失去儿子的两位老人,支撑着他们度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与劫难,硬是撑起了这山村农家院落残破的天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整整15个春秋,5000多个日日夜夜。15年的关爱与坚守,15年的抚慰与惦念,绝不仅仅是书来信往、汇款寄物,他们是在以实际行动弘扬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当代雷锋精神,修复和重构着和谐社会应有的道德基石和价值信条。电影《一诺千金》,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创作的。
这个故事所传递的信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深刻的社会意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物欲崇拜”、“金钱至上”的风气盛行起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几乎已成大家的共识。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加强道德建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春天里最温暖的故事”里的主人公们捷足先登,用他们的爱心、诚信和坚守,为我们做出了光辉榜样。这对于道德水准的提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修复和形成,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部成功的电影,光有好故事还不够,还要把故事讲好。讲好这个故事并不容易。因为生活再丰富、再生动,也并不等于艺术。况且,这个故事本身也自有它的难处,时间跨度长,人物众多,事件分散。如何用一个集中的故事展示其精神风貌和文化精神,令人颇费神思。我们通过片子能明显地看出,为了讲好这个故事,编导至少从两个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和探索。
一是不拘泥生活真实,而追求艺术真实。郭沫若先生对历史剧创作的论述令人难忘。他说: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历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即失去了事实,求了一个相似。我认为,这对于反映先进人物和英雄群体的电影创作,也是很适用的。它需要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渗透创作人员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使这个“似”比生活更真实,更加集中、更加强烈、更加高远、更加典型,换句话说,在反映事物本质的基础上,更加生动感人。通过集中提炼、加工,他们把26位同学合并成了七八位,其中最突出的只有一二位,事件自然是更加集中和精致,似乎只选取了有数的那么几个片段,巧妙地运用了宝元没发出的情书、遗作《情愫》、宝元妈给儿子求的手镯以及杜启锋在百般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赴承德和二老共度中秋等情节,就把真实的故事艺术地展现了出来。他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部脱胎于真实故事的艺术片,的确能达到在心灵上感动观众,在情感上同化观众,在灵魂上震撼观众的效果。
二是叙事匠心独具,构建起有张力的整体框架。该片在故事主体——农大学生和宝元父母之外,增添了鼓书艺人和村委会主任两个颇具特色的人物,并且用这两个人打下的“良心赌”,构成了一个紧凑而又有张力的框架。他们赌的是河北农大的学生能不能坚持照顾、抚慰宝元父母15年。这个貌似游离于主体之外的框架结构,实则是这部电影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首尾呼应,承接连缀,使整个故事环环相扣,同时还增加了生活情趣,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进程,使整部作品浑然一体。
另外,地域文化色彩的融入,也为《一诺千金》增色不少。那四面环山、顺势而建的石头村,展示着它的古老、独特,也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村中古朴的老戏台,仿佛一直在演绎着古往今来的更替兴衰。更有那来自冀中民间的西河大鼓曲儿,唱腔刚柔相济、生动活泼,透着浓浓的乡里情、家乡味。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厚重感和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