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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09月21日 星期五

    有感而发

    理论的彻底与批评的到位

    ——论仲呈祥文艺批评的特色

    熊元义 《 光明日报 》( 2012年09月21日   14 版)

        仲呈祥的文艺批评有着汹涌澎拜的激情、高屋建瓴的气势、娓娓道来的解剖和如数家珍的品鉴,犹如飞流直下的瀑布,激起了不少耀眼的浪花。

        近些年来,文艺界不断责难文艺批评“失语”、“缺信”和“缺位”,这与有些文艺批评家泯灭是非甚至颠倒是非息息相关。而仲呈祥则尊崇从心底出现的美感,既不回避,也不随和。在“张艺谋热”中,他既看到张艺谋导演电影的优势,也把握其缺陷并细致地解剖。这就是张艺谋虽然具有独特而高超的审美造型能力,但是在历史观上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仲呈祥在深入地解剖张艺谋每部电影的基础上尖锐地批评了制约张艺谋发展的这些局限,并深刻地指出了张艺谋的超越之路,即张艺谋的审美创造在历史观上披上唯物史观甲胄。

        仲呈祥高度肯定了服膺真理的现代艺术家蔡楚生,认为蔡楚生勇于接受批评,积极克服左翼评论家所批评的“迷恋画面”和“以唯美掩饰现实”的缺陷,自觉地遵循“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和广大的群众接触”的创作道路,辛勤耕耘,忘我劳作,一发而不可收地编导出《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传世名作。从这种鲜明而热烈的褒贬中可以看出,仲呈祥在文艺批评中不但较好地摆正了破与立的辩证关系,而且抓住了批评对象的根本,既透彻,也服人。

        而仲呈祥的这种文艺批评之所以透彻,是因为理论上彻底。这种理论彻底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抓住事物的根本。仲呈祥坚决反对当代不少文艺批评家随波逐流,盲目神化一切存在的事物,认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进步文艺立足“普及”、着意“提高”,而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则立足“反映”、着意“引领”。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本质的深刻把握。在这个基础上,仲呈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在文艺发展论上,仲呈祥认为优秀的文艺作品既立足“反映”,也着意“引领”,反对文艺的“豪华风”、“滥情风”和“戏说风”;在文艺创作论上,仲呈祥认为优秀的文艺作品是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的和谐统一,反对片面营造所谓的“唯美奇观”和“视觉盛宴”;在文艺接受论上,仲呈祥认为优秀的文艺作品既养眼,也养心,反对迁就大众的庸俗服务观。

        仲呈祥将优秀的文艺作品与一般的大众文化的关系比喻为塔尖与塔底的关系,认为文艺是个宝塔,宝塔的塔座就是大众文化,可以多样化,宝塔的塔尖则是“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和谐统一的艺术上品。而这种文艺作品是引领一般的大众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提倡文艺的多样化发展,但是这种多样化发展不能完全各行其是,漫无依归,而是有方向的。多样化的文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出现进步与落后的分别,甚至还会出现消极的、有害的、异己的文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在积极汲取人类有益艺术文化的同时,必须坚决抵制和批判一些异质文艺的不良影响和侵蚀作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批评就是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并站在整个历史运动的前列,正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努力挖掘那些充分代表这个发展方向的优秀文艺作品,并促进其他的文艺作品向这些优秀的文艺作品看齐。在文艺批评中,仲呈祥不仅自觉地遵循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规律,而且还尖锐地批评了当代文艺界违背规律的“形而上学猖獗”之风。

        仲呈祥指出,过去,曾习惯于简单地将文艺从属于政治,走以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极端;如今,又误将文艺笼统地从属于经济,跑到以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另一个极端,片面追求利益,便坠入过度娱乐化。反映在创作上,从过去忽视观众娱乐快感乃至说教化的极端,跑到以视听感官的娱乐刺激冲淡乃至取代精神美感的极端;从过去曾把人性、人道主义视为禁区的极端,跑到以展示“人性恶的深度”和“窥人隐私”为能事的极端;从过去对传统经典敬若神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僵化极端,跑到专门逆向拆卸、解构、颠覆传统经典以吸引眼球寻求“娱乐”的极端;从过去普遍盛行的“高大全”式的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跑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无是无非”的“非英雄化”倾向极端;从过去一度忽视审美化、艺术化程度的极端,跑到大制作、大投入的“营造视听奇观”的唯美主义极端。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形而上学猖獗”之风表面上是思维方式的局限,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理论上不彻底。

        仲呈祥认为,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的和谐统一的优秀文艺作品不止于视听感官的生理快感,而是通过生理快感达到心灵升华的精神美感。仲呈祥从美学理论上严格地区分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这些范畴,认为观赏性与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不同,乃属接受美学范畴。思想性、艺术性是文艺作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恒量;而观赏性却是观众的一种接受效应,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一种变量,主要是决定于观众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审美情趣以及与作品发生关系时的时空条件的一种综合效应。他尖锐地指出了混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这些范畴的危害,即造成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之间的恶性循环。

        在批判“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倾向时,仲呈祥认为精神美感包括必要的生理快感但却并不等于生理快感,指出那种过分强调“观赏性”而营造所谓的“唯美奇观”、“视觉盛宴”,导致不少观众在这种浮动的电光声色的侵扰下丧失了对艺术的从容接受和淡定浸润。这种过度生理快感往往伴随而来的是精神反思能力的衰减。当代文化界那些混淆精神美感和生理快感的“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倾向不但违背了艺术规律和美的规律,而且在审美理想上迷失了发展方向,甚至丢了“灵魂”。 

        (作者为《文艺报》理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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