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真正“信”的大师

    如果要选一位从上世纪50至90年代影响最为广泛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的话，那非著名教授郑永慧莫属。用法国文学批评家柳鸣九的话来说，郑永慧在法国文学翻译界“大概是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了”，他“译著等身，成绩惊人，有广泛的、巨大的社会影响”。事实上，享年94岁高寿的郑永慧d前仙逝的消息传开后，网络上纪念文字不断。很多文学爱好者、特别是法国文学爱好者，都伤感这位“译界长老”的逝去，并纷纷感慨，以“信”字为首的翻译大家郑永慧随身带走的可能是老一代翻译家最后的严谨译风。

    生于越南海防的郑永慧与很多当时的华侨一样，童年时就受到法国文化的影响。当时越南还是法国殖民地，在越南西贡，特别是华侨、华人聚集的堤岸，很多华人子女都在法国人办的学校里念书，自然受到法国文化的熏陶，郑永慧也不例外。十几岁时，郑永慧离开越南，前往香港求学。当时年轻的郑永慧崇拜鲁迅，中学时代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向报刊投稿，不料居然被刊用了。兴奋不已的郑永慧更是立志要以文学为自己的毕生事业。

    走上翻译之路，则是一个偶然。在中国上世纪30年代，正值“风华正茂”、且欲“指点江山”的郑永慧考上了法国上海震旦大学，开始了他与法国文学的不解之缘。他感觉当时中国正处于一种思想迷茫状态，百年来被外来列强欺凌的耻辱，使他们这一代同龄人在精神上渴望找到解救中华民族的突破口。一天，郑永慧与一位姓潘的女同学在上海的一个阁楼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思想争论:他们都阅读了法文版的《九三年》，而且都深深困惑于大文豪雨果对革命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思考和剖析。两名中国热血青年不知道雨果的这种观念，对正处于革命大风暴前夜的中国会带来何种影响。他们谁也没有说服谁，便带着各自的理解各奔东西。20年过去了，两位同学再度在上海重逢。经过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共和国已几经周折，沐浴了抗战峰火的考验和国共内战的血腥与胜利……他们都对《九三年》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但却仍然各执己见。文学不朽之作的魅力大大冲击了郑永慧，他深感有必要将《九三年》翻译成中文，让更多的中国读者卷人这场争论中来。1957年中国第一本《九三年》全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郑永慧翻译生涯的伊始。事实上，直到90年代，甚至直到今天，这场争论依然在进行之中。上海几年前还将雨果的这部名著改编成话剧上演，就是一个证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文学翻译界，对译文质量的追求和执着令人钦佩。当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外国文学翻译从50年代起步，在译文质量上很快出现超越往昔的高潮。郑永慧便属于新出现的文学翻译强势的一代。当时一个译本一旦出版，就很难出版第二个译本。郑永慧曾有过这样一个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希望重译雨果的《笑面人》。当时市面上已经有一个译本在流传，但其译文属于40年代的水平。要不要重译、郑永慧重译后要不要出版，当时是有争议的。由一个专家委员会认真对比了前后两个译本，最后裁决:有必要出版郑译本。这样，郑永慧在法语文学翻译界赢得了“信”的美誉。

    译界公认郑永慧的译文以“信”为优，兼顾“达”。至于“雅”，郑永慧的理论是要视原作雅俗而定，原著雅则译文应雅，原文俗则译文应俗。日前法国文学评论家柳鸣九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郑永慧“……翻译量很大，几乎所有的法国19世纪作家，他都有翻译，而且译文非常严谨”。另一位著名法语文学翻译家余中先是这样谈及郑永慧的“信”的:“我曾翻译过梅里美和罗伯·格里耶的作品，但这些东西之前都已经由郑先生翻译过了，所以仔细研究了他的译作，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忠实于原著。”湖南长沙铁道学院法语教授孙恒则专门研究、评论郑永慧翻译的梅里美名著《卡门》，认为他确实在三个领域超过了翻译界公认的老前辈傅雷。这篇题为《评卡门的两个中译本》的文章，以一丝不苟的严谨学术态度，以梅里美原著为基础，对比了傅译《嘉尔曼》和郑译《卡门》，得出结论认为“傅雷译的《嘉尔曼》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好译本，但是，郑永慧翻译的《卡门》……比傅雷的译本更臻完善。”该文发表后并没有出现争议，杨绛、罗大冈等翻译名家都赞同文章的结论。孙恒以实例为证，说明傅译有漏译、错译之处，最后总结认为，郑译本有三大优点，包括形象更加完整，文字更加炼达，风格更加统一。

    在郑永慧逝世之际，令人扼腕叹惜的，不仅仅是我们失去了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大家，还因为我们的文学翻译界也失去了这种对译文反复推敲、精益求精的态度。

    郑永慧一生兢兢业业，笔耕不缀，译著等身，为中国读者留下了600多万字的译文和40多种译著。郑永慧本人曾表示，他一生坐在书斋里，一笔一划，整整翻译了60多年，为国内读者介绍了法国文坛几乎所有的流派和最为著名的大作家，为丰富中国文学视野，开拓思想疆界作出了巨大贡献，对自己的一生，他是很满足的。然而记者却了解到，这位一生奉献，从来没有挥霍过，生活极其简朴、清淡的文人，到94岁高寿撒手人寰时，留下的靠“爬格子”爬出来的存款，“在三环内仅可以买一套房间里的厨房加厕所而已”。

    不过最令郑永慧抱憾终身的，不是翻译稿费的“可怜”，而是他直到逝世，却一直未能如愿出版被柳鸣九先生称之为“可以与傅雷十五卷译文集旗鼓相当”的《郑永慧译文集》。本报记者 肖连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