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善代罚”创新城市管理方法

    据7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深圳拟开全国先河，对市民文明行为规范立法，在第一轮民意调查中，共有49种不文明行为列入“拟处罚”名单。目前，第二轮民调已启动，对市民不文明行为的处罚机制进行创新探索，征求公众意见。最引人注目的是，将“社会服务令”列入处罚种类，乱扔垃圾者将被强制参加公益劳动。

    据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社会服务令”旨在通过让违法者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各种公益劳动，弥补其因违法行为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很显然，“社会服务令”更加侧重于教育、感化功能。在实际生活中，类似的做法其实不少地方都在试行。比如，让轻微违反交通法规者，当一定时间的交通协管员；让随地吐痰者，从事一定时期的公共卫生维护，等等。但是将“社会服务令”纳入立法层面，在全国还是首创，其进步意义是多方面的。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管理有一个通病，就是管理手段单一。目前，不少地方主要还是依靠行政措施特别是经济处罚施加影响，忽视了综合手段和治本之策的运用。平时，我们见到的是强力封堵多、处罚开票多，宣传教育少、有效疏导少。相对于日益繁重的城市管理任务，政府自身拥有的资源十分有限，如何吸引城市利益相关者即广大市民参与城市管理，考验着政府的管理智慧和服务水平。

    深圳将“社会服务令”入法，既有利于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又可以有效降低执法成本；既让法律富有人情味，又体现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既能获得广大市民的认同与支持，又能让违法者通过行善代罚受到深刻教育，可谓一举多得、事半功倍。

    对不文明行为颁发“社会服务令”，表面上是行善代罚，实质上是增强其爱心和社会责任感，既教育违法者，又警示他人。如果违法者只是完成一个接受处罚的过程，那么引入“社会服务令”就难以达到应有的社会效果。因此，“社会服务令”在“入法”的同时，“入心”显得更为重要。

    一方面，要掌握好“度”，不能让“社会服务令”变为变相的人身处罚，造成受处罚者的反感和抵触；另一方面，要完善监督执行机制，通过专门的细则明确违法者社会服务的范围，拒绝服务或变相拒绝服务的情形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等，并切实提高法律规定的执行力，真正让“社会服务令”超越纸面意义，浸润社会道德的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