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电影要走自己的路

    今年是台湾新电影运动发起30周年。正是30年前的那场运动，革新了台湾电影的创作理念和制作方式，为台湾电影开辟了关注现实、关注人文的新道路，同时也推高了华语电影的荣誉。

    作为“台湾新电影双子”之一的台湾导演侯孝贤，其在新电影运动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正是他执导的《在那河畔青草青》开启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序幕，也正是他执导的《悲情城市》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从而填补了华语电影的空白，为华语电影在世界影坛争得一席之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国产电影正遭受好莱坞大片冲击、陷入低落困境的当下，重新审视侯孝贤的电影作品及其创作理念，或许会给内地电影人带来些许启迪和借鉴。因此，中国电影资料馆、杭州市品牌办公室等单位日前先后在杭州和北京举办侯孝贤电影学术研讨活动，通过学术研讨，不仅希望总结出以侯孝贤电影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的创作规律，也希冀为国产电影找到一条破解困境之路。

    写实风格：开启新电影运动浪潮

    “侯孝贤电影的特点可整体概括为写实，即贴近民众生活，大量采用台湾本土的文学创作，剖析真实社会现象；创作着眼于生活周遭，重视民众和个人的成长经历，冷峻克制地剖析每个时代人们所经历的阵痛。”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这样总结侯孝贤电影的特点。

    正如美国电影理论家李·R·波布克在其著作《电影的元素》中所述：“当代最有影响的电影艺术家是根据自己的哲学和兴趣来摄制影片的……总体来看，他们每个人在素材、主题的选择上都显示出某种一贯性。”侯孝贤的电影主题一部分跟个人成长与个人体验有关，主要思考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如《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一部分是对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对比；还有一部分重在重构族群对于历史的记忆，如《悲情城市》。

    “不管涉及哪个主题，侯孝贤的电影都坚守感知真切生活和原生态呈现的情感生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这样理解侯孝贤电影的写实风格。在他看来，侯孝贤的电影表面平实无华，内里世界却流荡着炽热感情，其最根本的正是人生性，即在贴近人生、不舍个体独特体验、包容人的精神情态展现上去把握生活。就像生活的呈现一样，侯孝贤电影对生活展示刻度的保持就是生活自然延续的流程，对生活奥秘的定位就是人的生老病死，生活影像的趣味就是框在镜中的人的自在和悲鸣的流露。“简言之，无论是坚持台湾方言的氛围、孩子们粗粝的口语、家庭生活的固定镜头记录，都证明了侯孝贤电影的‘写实性’——即影像还原真实之下的创作认知生活的真实。”周星说。

    人文情怀：最能打动人的东西

    “侯孝贤是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他的电影特质正在于此，是抒情的，而不是叙事和戏剧……吸引侯孝贤走进内容的东西，与其说是事件，不如说是画面的魅力，他倾向于气氛和个性，对说故事没有兴趣。”侯孝贤电影创作的长期合作伙伴朱天文这样评价道。著名文化评论家曹工化对此持同样观点。在他看来，侯孝贤的电影就像《诗经》中的《风》一样，在抒发人的真实情感，处处凸显人文情怀。

    著名导演肖风认为，侯孝贤关于成长的影像，观察和记录了个体成长的心路历程，除了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之外，更多是为了研究一个具有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的课题，即人的生存和成长与社会发展进步之间的复杂关系。

    “与个体成长的主题不同，侯孝贤的历史记忆类电影，更多关心的是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尤其是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沉浮，通过人物命运来折射出时代的变迁、社会的沉沦，记录战争结束后身份和经历复杂的台湾人在面临新身份时的复杂境遇，揭示台湾独特的历史人文背景下的人的生存状况。”在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黄亚洲看来，观众正是通过侯孝贤电影中小人物的沉浮和挣扎，才得以理解其背后的大历史。

    此外，侯孝贤的电影中设置了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文化主题，他明显表示自己对农业与乡村文明的眷恋与怀旧，对工业与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破坏性的批判与排斥。“比如，《悲情城市》之前五部作品揭示了‘都市与乡村的对立’的主题，在对乡村生活与景观不遗余力的赞美之中，渗透着对都市物质与文化失调的批判意识。”台湾著名电影学者焦雄屏说，这种批判恰恰反映了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台湾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中个体的迷失和社会的矛盾。

    人文观照贯穿于侯孝贤影片的始终，成为他电影中最根本的东西，人永远是他的影片所关注的焦点，对人的观照总是先于政治、历史被置于首要地位。侯孝贤始终以温厚、包容的态度和人文精神关注普通个体在社会历史政治变迁中的命运，用艺术家特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而非历史学家或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历史政治。“总之，侯孝贤的电影处处洋溢着人文关怀的温情，这是他的电影最动人的地方。”肖风说。

    东方美学：开创电影美学的中国范式

    “长镜头美学、固定位、写实风格、画外音运用是侯孝贤电影的艺术特色，也是理解侯孝贤电影的关键词。”饶曙光说。

    采用什么镜头拍摄都只是手段，侯孝贤的成功在于：在合适的场景中运用了更合适的手段——长镜头和固定镜位。“这样的手段使得他表现的内容更为贴切。”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曹增节以影片《童年往事》为例指出，动辄两三分钟的长镜头就卡在一家人各忙各的固定画框里，人物在里面偶尔活动，就像正常的家庭场景一样，舒缓平和，单调中却体现了一种生活真谛。这样的镜头手法，创作者就宛如将一个故事娓娓道来，而将自己的主观情绪隐藏在摄像机背后。

    画外音（旁白、独白）也常常被侯孝贤作为一个重要艺术手段来运用。“侯孝贤经常创造性地构思及应用这个手段来造成特殊的艺术效果，有时甚至成为构成整部影片独特结构与风格的主要元素。如《童年往事》中阿孝咕的旁白似一位老友向观众娓娓道来，亲切、温馨，增强了影片的亲和力。”中国美术学院影视系主任刘智海副教授说。

    侯孝贤吸收了西方电影思潮再通过独特的电影语言展现本土的东方意向，率先突破了台湾传统电影的叙事模式和拍摄技巧，在电影时空中将台湾本土文化与传统的东方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侯氏电影美学特征”。在浙江大学影视艺术与新媒体系主任范志忠看来，侯孝贤电影的美学暗合了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意向”、“妙语自然、物我两忘”等命题范畴，在隽永的影片段落中，形成了“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意境。

    民族化：华语电影特色与品质的保证

    侯孝贤将自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以来西方电影的优秀艺术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旨趣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开创了中国式的电影风范。“通过对侯孝贤电影的审视，不难发现在全球化语境的当下，发展民族电影和民族文化，拍摄出自己的文化特色，不失为华语电影发展强大的一条有效途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认为，内地电影界人士可以从侯孝贤的电影创作中获得借鉴。

    当下的影视创作环境和市场条件跟侯孝贤拍片时的年代已相当不同，因此，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制片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张卫认为，照搬照抄侯孝贤的电影创作模式并不可取。“尽管如此，内地电影人至少应该在创作态度和理念上学习一下侯孝贤，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证电影的美学风格和文艺品质。”中央戏剧学院电视系主任路海波教授如是说。

    亲临杭州、北京两地研讨会的侯孝贤认为，华语电影要想走向世界，首先要做好自己，要寻找到一条自己的路径，用中国电影人自己的眼光和能力拍片，形成自己的风格。因此，他极力主张华语导演用母语拍片，只有“以华语片打入国际市场，这才是竞争力的表现”。同时，侯孝贤指出，中国大陆未来将是华语电影的中心，他主张两岸四地电影人携起手来，相互学习借鉴，来共同应对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争取早日把华语电影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