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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伦多到北京的飞机上，一位花白头发的人，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文质彬彬地默默坐在头等舱里。从外表看，他与众人没什么区别，其实，他在加拿大是达尔豪西大学非常著名的医学教授，名字叫肯尼斯·洛克伍德。他在国际老年医学领域颇有名气。自2009年起，他开始与中国有关单位合作，开展老年人健康长寿的中加合作研究。这次，他又应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的邀请，前来确立新的项目，讲学和传授经验。
急 救
肯尼斯·洛克伍德，我们还是按大家的习惯，简称他为“洛教授”吧！洛教授不太爱讲话，表情也不多，但工作起来却全神贯注，心无旁骛。
他斜靠在座位上闭上了眼睛，似乎还打了一个瞌睡。醒来，便向空姐要了一杯矿泉水，从手提包中取出电脑，聚精会神地沉思了半晌，开始在键盘上操作。
这是加拿大航空公司AC031航班，波音777—300ER，下午3时起飞，航道是从多伦多出发，经北极圈上空，再过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内蒙古，再到北京，飞行总时间13小时10分钟，飞行总距离10585公里。洛教授很惬意。空中有这么多时间，没人打扰，可以让自己好好准备讲稿。
机上乘客总共有三百出头，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男有女，有老人也有小孩儿。
当飞机飞至西伯利亚上空时，机上的广播喇叭响了。
“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我是乘务长。旅客中有哪位是医生，请您马上告知我们。”广播中先后用英文、中文和法文播放了数次。
“现在机上有乘客突发急病，我们急需您的协助，非常感谢……”广播中又反复用三种语言播放了乘务长的恳求。
洛教授停止了打字，细心地听了一会儿。当他确定广播内容以后，立刻对站在附近的空姐举起手来说：“我是医生。”
病人在普通舱非常靠后的位置。空姐把洛教授带到那里。只见一位中年的中国男子，身材较胖，正捂着肚子，疼得坐立不安，有时甚至在地上打滚，并不时忍不住叫出声来。旁边的人都为他捏一把汗，惊恐地望着病人，不知所措。
病人见到洛教授，知道来客是医生，便想用英语示意什么，又无力地终止。
这时，又过来一位医生，是中国人。他们二人简短交流了几句，洛教授便开始问诊，触摸患者的胸部、腹部，翻看他的眼皮，检查他的口腔……对那位中国医生讲了几句医学术语，然后转身问患者：
“以前你是否得过肾结石？”
“以前……有过一次……已经10年……没有犯了……”患者断断续续用英文回答。
洛教授又询问了其他一些具体情况，然后果断地说：“诊断结果是急性肾结石。”在场的另一位医生频频点头表示同意。
肾结石病发作时非常疼，急救方法就是止痛，打吗啡。痛止住了就可以安静一阵，药劲儿一过就还会疼，必须接着注射。病人自己没带任何药品，飞机上备有急救包，但是里面的止痛药却不多。按这个病人的体重和余下的公里数，可以断定是很难坚持到北京的。
洛教授让空姐再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急救药，但是未果。
机长说，我们已经跟呼和浩特机场地面联系了，不行就迫降呼和浩特机场，救人第一。
在窄小的座位前，洛教授半蹲半跪在患者身边，他意识到，除了药物，目前最重要的是精神鼓励。
他对患者说“急性肾结石会非常疼，但却不是短期内要命的病，你一定要挺住！”声音即坚定又亲切。“机上药品不多，你要坚强！要咬紧牙关，尽量忍。我会在这里，一直陪着你，你不会有事的。”
患者点头表示明白。洛教授进一步鼓励说：“飞机上所有的乘客都期盼你能坚持到目的地！”
洛教授的话显然起了作用。患者稍微安定下来。突然，他大口呕吐起来。秽物弄了自己一身，也沾在洛教授的西装上。洛教授没有躲避，而是更有力地抱着患者。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患者病情的变化上，不时救治和鼓励他……
乘客们都在关心患者和救他的这位洋医生。有人悄悄地说：
“听说他是位著名的医生！”
“听说他是加拿大人！”
“不愧是白求恩医生的同胞！”
飞机没有中途迫降，而是准时抵达北京机场第三航站楼。乘客们亲切地关注躺在机舱里的中国患者和抱扶着他的著名加拿大医生。急救车已经等待在机前。洛教授向赶来救援的医生交待了患者的病情，把他托付给救护人员。一切安排停当以后，他才慢慢走向机场出口。
天职与谦虚
几位前来接机的中国医务工作者在机场出口寻找自己的客人。奇怪为何久久不见洛教授的人影。问及这趟飞机的其他旅客，得知有位加拿大医生在飞机上抢救了一位病人。
洛教授终于出现了！一副疲倦的样子。中方人员赶紧走上前来握手欢迎。
洛教授伸手阻止，告诉他们不要贴近自己，因为……因为他身上尽是患者呕吐的秽物。
恰在这时，空乘人员走了过来，和洛教授告别，并再次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把洛教授在飞机上抢救患者的过程讲述给接待单位的人员。
在新侨饭店的西餐厅，北京医院的刘书记主持欢迎晚宴，迎接洛教授访华。洛教授大约只用了15分钟的时间便换上了一套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出现在众人面前。
一番寒暄之后，大家询问他机上抢救的事，洛教授打趣地说：“这次我是跪着飞到北京的。”众人感到由衷的敬佩，频频赞美他的医德。洛教授谦逊地说：“这是医生的天职。”然后加重语气补充：“我深信，在座的每个同行碰上病人，都会这样做的。”
交谈过程中，他又说道：“其实这样的事，我曾遇到过很多次……”他略加思索，说：“前不久，我过生日那天，和夫人出去旅游，本打算什么工作也不做，只是喜庆一番，没想到飞机上有位旅客突发心脏病，我不得不一路抢救他……”他半开玩笑说：“病人好像总爱跟着我旅行。”沉默了片刻，他又说：“旅行对人是个考验，飞机上空间狭小，颠簸起伏，身体不好的人容易此时犯病或出现突发情况。”
在座的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您让我想起了白求恩。你们同是加拿大人，同是医生，同样救死扶伤，只是由于时代不同，你们救人的概念也就不同了，但是好医生总是出现在病人最需要的时候……”
救火队员
我有幸在家里接待了这位可敬的加拿大教授。
我的侄女宋晓崴是加拿大国家研究理事会的研究员。10年前她跟洛教授从事老年医学博士后研究，后来与他长期共事。
洛教授告诉我，他最早的一份工作是救火队员。如今30年过去了，他的救火队员情结始终没变。他认为从医和救火的性质相似，需要在紧急状态下做出迅速的判断，并果断地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大问题。
他说，老年科医生最重要的素质是能把病人当成一个整体对待。老年患者大多身体比较虚弱，一般会同时患有多种病症。医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老年人外科手术为例，手术成功的标志绝非顺利走下手术台，而是让病人能够康复，他们的健康状况能够由此得到改善。
其实，再过几个月我就86岁了。洛教授说：“那是从你出生开始按日历算的年龄，岁数相同的老年人身体状况可以相差很大，所以他们的生理年龄会有差别。”我虽然不太懂这话的深层含义，但我喜欢这个说法。我现在每天都要工作几个小时，基本上天天如此。有时找书找资料，还踩凳上梯。为此我常挨女儿批评，说我忘了自己多大岁数了。现在研究老年人的专家说我还很年轻，岂非天大安慰！
告别时，我想起侄女告诉过我，接触过洛教授的中国人都称赞他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和平时期的肯尼斯·洛克伍德当然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诺尔曼·白求恩，并没有那样轰轰烈烈、出生入死的事迹。但洛教授的确让我想起白求恩！他像白求恩一样，医术高明，具有崇高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对病人充满爱心并极端负责任。
他像白求恩一样，令人深深敬佩！
（高莽）
压题图片为洛教授利用等待上飞机时间抓紧写作。宋晓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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