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研究的标范

    本报北京6月25日电（记者李苑）本报6月23日在头版刊出长篇通讯《为了中华文化之树常青——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群体纪事》后，在知识界引起了较大反响。知识界不少人士认为，报道将目光集中在这个有代表性的贡献群体，勾勒出北大国学院教授群体之精神。

    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在看了报道后说：“北大国学院教授群体的事迹看似平凡，都不出学术的本义和本分，但是二十年坚守，卓有成效，在当下非常难得。国学研究院《新编新注十三经》是由中华书局承担出版的合作项目，我们有幸参与过他们的工作，深有感触。国学院以切实的成果贡献于社会，应该予以特别提倡，其重要成果《中华文明之光》、《中华文明史》都是这个理念的最好体现。”

    “光明日报《为了中华文化之树常青——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群体纪事》一文十分传神，以丰富的细节勾勒出了北大国学院诸位先生的治学精神、人生态度和文化担当，向我们展现了一种精神的魅力。我想，通过这一篇精彩的文章，会使外界对北大国学院有更深入的了解。北大国学院教授们的高标准治学方式也为我们树立了人文科学研究的标范。因此，要特别感谢《光明日报》。”人大文学院学者徐建委向记者谈道。

    北师大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修生说，光明日报的报道，鲜明地展示了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办院宗旨，对这一宗旨，我们十分钦佩。袁行霈先生在他的《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一文中谈道：“当代的国学应当建立在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文物认真整理的基础之上，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我十分赞同这一观点。在重建时，要重新翻检过去的历史文献，也要对新材料认真的研读，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没有一批人沉潜下去，中国文化能有自己的体系吗？要像北大国学研究院那样，为学者们创造沉潜下来做学问的条件。

    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兼院长郭齐勇说，聆听了袁行霈、严文明等先生的报告，拜读了光明日报的长篇通讯《为了中华文化之树常青》，感触良多。北大的前辈师长与同行们弘扬国学，在研究、普及、教书育人三个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令人钦慕！章太炎说：“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国学是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之根！学习国学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把握中华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了解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融会的过程。我们武大国学院的同仁决心以北大师友为楷模，把我们的国学院办出特色，出人才，出精品。我们也吁请国家学位与学科管理部门与机构尽早设置“国学”学科，以适应国民教育与全民族文化认同之急需。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常委，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任岳庆平读后心情难以平静，在电话中说，“我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文章很长，但是一读起来却忍不住一口气读完。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值得称道。首先，文章聚焦非常明确，将目光集中在这个有代表性的贡献群体。读完之后我深感作者学术底蕴之深厚，报道中描述了何晋承担《尚书》校注工作的经过，其中的细节完全符合学术研究规律，展现了研究工作的面貌，让我们读来深有感触，也给我们以鼓励和信心。”

    “北大国学院依托既有的国学力量，率先在二十年前开创新时期国学研究的前沿，重新恢复国学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可谓功不可没。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推进国学事业，不仅要潜心研究，更重要的是培养国学人才，改变国学研究人才后继乏人的局面。国学是自古以来中华学术的核心，是一种人文价值观念与知识体系的有机融合，而时下的科技理性与实用理性，过分强调实利，这不利于人格精神与知识结构的结合，应当通过推进国学教育与国学研究来改变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人大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认为。

    读了光明日报的报道，又在会场上看到在摆放国学研究院的学术成果时，院长袁行霈先生坚持要将《北大国学研究院博士论文选》一书放在各类学术著作的上方。“学生才是国学研究院最重要的成果！”袁行霈说。在场的同学都很受感动。“与先生们厚重精深的学术巨著相比，我们的论文是何等的粗浅与稚嫩，如今却被安排放在书展最显眼的位置。袁先生这样热情的鼓励和殷切的期望，使我们不禁产生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要再接再厉，为国学研究院的再铸辉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国学院学生孟飞说着他和同学们的共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