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写作也要“落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杨绛、金克木、萧乾等为代表的老生代散文家在中外文化的厚重积淀中“化”出了难得的通达与洒脱，他们的创作与王小波娴熟的反讽、史铁生深层的人生终极关怀、韩少功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的结合、南帆将知性本身作为散文内涵的后现代主义散文、刘亮程存在主义哲学在散文当中的体现等，都给当代“多元复调”的散文艺术长廊增加了绚丽的色彩。

    上述多位散文家，都称得上是当代文坛中的思想者，其散文创作与时代精神息息相关，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总体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对现代散文第一次高潮（1919年至1930年）的超越。

    就近30年的散文创作整体而言，散文精品的数量，可以说不次于现代散文30年；以“老生代”为代表的散文家，其学贯中西的文化素养在自己时代的水平上可以与“五四”散文家并驾齐驱。老生代散文不仅与“五四”散文接轨，而且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与吸收外来文化上都有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散文艺术手法的创新探索上新意迭出。

    当然，任何时候都会有“繁华遮蔽下的贫困”。就当下而言，在散文成就的周边，也还存在些许不太尽如人意的作品。把这些作品的特点剖析示人，给后人以警醒，可能也是这些作品存在的“意外收获”。

    欠缺文化底蕴和深层体验

    散文曾经是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品格。文化本位性是散文的本质特征。散文靠的是作者赤裸裸的“实力”——作者文化人格的深度与厚度。

    在当代老生代散文里，儒道精神，处处闪现，引经据典，随手拈来，“仁学”、“诚学”等古典文化的精华得以重生；同时，他们的散文里也自然浸润着外国文化的影响，不但可以用西方文学作品的内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更能对西方的文化思想做出公允的评价。他们的文化视野是多元的。其散文作品常常会涉及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许多重要话题。笔之所及，无不留下他们的重言、真言乃至寓言。比如对孔子的评价，中西文化的比较，显文化与隐文化，科学、哲学与艺术的关系等，这类随笔大都写得汪洋恣肆、滔滔汩汩，思路开阖自如。这既取决于他们的人生经历，也取决于作者主体深层体验的深度与广度。

    但是，在当下一些年轻人的散文作品里，却因为文化底蕴以及深层体验的欠缺而显得单薄无力。尤其是有些冠以“哲理散文”的作品，作者虽然采用了独句语段的形式，似有蒙田、培根的随笔之风，但是读者仔细品味之后就会发现，内涵浅陋，思想肤浅，徒有其表。这反映了作者自身的修养问题，也反映了社会导向、风气的问题。究其根本是某些人将市场原则与文学创作规律混为一谈的恶果。

    在有些80后的散文创作中，也有作者引用古典诗词，但往往轻易地暴露出引用与上下文基调的不和谐。余光中说散文是“测谎器”，孙犁说散文是老年人的文体，其实他们都从侧面表明了散文是对作者综合实力的检验。散文要展现作者真实的情感与经历，容不得半点虚构或伪装；人生阅历丰富才有可能表达深刻，浮泛与浅薄都与散文佳作无缘。

    罗曼·雅各布森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散文的文学性，既不能像诗歌那样直抒胸臆，也不能像小说那样讲究结构布局，而是要用一种含蓄蕴藉的语言表达极为丰富的内涵。散文在本质上是思、史、诗三位一体的，思想性是首要的，诗性主要是指散文的审美。高水准的散文应该拥有不同于诗的诗性。小说讲究情节、结构，而散文要有细节以及随意性，散文的写作应该像流水一样，不留任何雕琢的痕迹。

    鲁迅的某些散文，其表达就是以“无情”表“有情”，文字背后的力量十分厚重。《朝花夕拾》与《野草》，已经融入了众多现代主义元素；而杨绛与金克木在散文艺术手法的运用上也已经涵盖了从古希腊到后现代主义的多种手法。超越时代，是各个时期散文大家的共同特征。具体而言，老生代散文在艺术追求上，普遍表现为“随物赋形”、“无技巧之技巧”的境界，常常是寓绚烂于平淡之中，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特点，对话体及反讽手法的运用、内敛的思维方式、简洁内蕴的语言形式共同构成了他们富有诗化个性的艺术表征。

    “文艺腔”大有市场

    钱穆说中国文字“能以甚少之字数而包举甚多之意义。其民族文化绵历愈久，镕凝愈广”，而且是“以文字之明定，驭语言之繁变”。汉语这种形式简洁而意蕴丰厚、无可比拟的表现力，在散文作品当中的体现是最为凸显的。

    杨绛在回忆父亲的散文里，写到她得知父亲有过一次中风的经历：“我只觉口角抽搐，像小娃娃将哭未哭的模样，忙用两手捂住脸，也说不出话，只怕一出声会掉下泪来。我只自幸放弃了美国的奖学金，没有出国。”作者将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盘托出，细腻、真切、感人，而不是直陈什么父女情深。

    同样是回忆故乡、怀念父母的素材，有些散文作者则只会概括生活事实，只是一些简单而粗线条的表述。比如：“在我最孤独的时候，我开始怨恨父母，恨他们的无情，恨他们的残忍，恨他们的……将我一个人扔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孤独面对着孤寂的夜晚。”很显然，作者未能挖掘出自己那种感受的独特性，未能真正呈现出自己那种特殊的情感体验，相反却是一种“文艺腔”，作者原本独特的情感体验，被概念性的词语淹没了，明显是“有口无心”、“言不尽意”、“辞不达意”，全然一副“不给力”的感觉。

    像这样“不落地”的现象，还只是内涵空洞的具体表现之一，还有之二，那就是表面“天南海北”，但是实际每笔都是蜻蜓点水，俗话说叫“玩虚的”。

    比如曾经获奖的某篇“新锐散文”里有这么一段：“而罗马的神话同样因为这个城市而流传千古。无论是当年流水行云的拜占庭艺术，还是帝国元老院和凯旋门的历史风景，或许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布拉格，当尤瑞克斯和大力神的故事在一个华丽而又博大的时代激情上演的时候，城邦时代的影像和神话在那个时代悄然隐没。”思路不可不谓开阔，但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却是空泛而平庸，是典型的商业性质的文化时尚“作秀”，“为文而文”要不得。作者文化视野的“虚无”与“狭窄”，是根本原因。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类“唬人”的思路，在某些“名家”的散文集里也俯拾即是。“忽悠”只能一时，绝不会一世。

    散文的确是一种比较“自我”的文学样式。自由、灵活，用梁实秋的话说，“有一种活泼的文调”。但是形式上的自由，并不能遮蔽散文内在的精神内核，那就是文化本位性、思想性和它的审美先驱性。所以优秀的散文作家，就是自己民族和时代的文化精英。身为一位散文作家一无诗才，二无学殖，那是不堪设想的。

    老生代散文家，要么是学者，如金克木、杨绛、季羡林等；要么是画家，如吴冠中、黄永玉等；要么是饱经世纪风雨的职业作家，如巴金、冰心、萧乾、孙犁等。他们亲身经受过正规中国传统教育，同时也亲身感受过“五四”文化精神洗礼和熏染。他们的散文展示出学者、作家所特有的思想深度与文化格调，无论是在文化人格架构上还是在艺术特质上，都堪称后来者的典范。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