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研究如何创新

    以我的看法，《庄子》一书是中国传统典籍中最难读的一部书，虽然关于《庄子》一书，无论是字句训释，还是义理的研究，都已有了漫长的历史，其相关著作亦已汗牛充栋，但《庄子》一书仍然存在着字句与义理上的解读困难，这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入，显然构成了严重的障碍。并且在21世纪的今天，《庄子》研究也该有一种新的思路。

    一、文本的解读要继承并革新乾嘉传统

    由于《庄子》解读的困难，所以古今注家的错误很多，这种错误可以归为几种类型：一是概念解释不对，二是就字面敷衍作解全句不知所云，三是对《庄子》原文的解说，句与句之间时常缺乏联系甚或相互矛盾，四是所释与庄子思想不符甚至大相违背，五是干脆绕过许多难点。

    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庄子》字句解释上存在的问题：

    《齐物论》中“莫若以明”这一句的诠释纷纭，但历来均不得其解。古今注释中的错误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类是以智明智。郭注云：“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无是无非也。欲明无是无非，则莫若还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则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则无非，非是则无是。”（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册，第63页）张默生承用郭象此注。张默生没有看到郭注显然存在着两个错误：一是将上句“欲”字的主语看成是庄子本人，然而“乃欲明无是无非”本身就介入到是非之中了，儒墨本已相互是非，而庄子又以其所是而对其总而非之，是非争论的漩涡不是就更为扩大了吗？这显然不符合《庄》文本意。第二，郭象认为“反覆相明”，就可以“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则无非，非是则无是”，这显然不符合下文“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之意，并且所谓反覆相明，实质即是以智明智，这亦不符合《齐物论》对于是非无正的申述。

    另外的一种解释则是以“本然”释“明”。王先谦曰：“莫若以明者，言莫若即以本然之明照之”（《庄子集解》第15页），张耿光承用此释。但问题在于《庄》书中没有本然之明的概念，《庄》书中虽一再讲到本性、天性，但不知其然而安之方得谓之本性，这不仅同“明”的概念不相干，而且还是拒绝“明”这一概念的（将“神明”一词分拆为“神”和“明”二个概念，是《天下》篇中才有的）。本性者，本能是也，明而为之则非本能也。《应帝王》篇述齧缺之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齧缺因跃而大喜。四问而四不知，方谓得道也。何来本然之明？

    还有一个看法便是以《老子》“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十六章）释之，吕惠卿说：“明者，复命知常之验也”（《庄子义》卷一）。钟泰、曹础基承此说。老学渗入《庄》书是从《外篇》开始的，在《内篇》中引《老》释庄，根据不足。并且，《齐物论》中没有谈到返其本性的问题。至于陆长庚所说“明者，明乎本然之未始有是非，而后是非可泯也”（《庄子副墨》卷一），仍然是以明止明，在《庄》书中，世界的本然状态是只能体认之，而不能以智明之。而林希逸之所谓“明者，天理也”的说明，就更是以其时代意识来加以诠释了。

    在古今注释中，似惟王夫之略得此句真意，他明确地将此句中的“明”字解释为“一曲之明”（《庄子解》第16页），如斯，则与上文“道恶乎隐”等句在深层意蕴上相通了。但王夫之此释的缺陷在于忽视了“莫若以明”与上文之间有着一种转折关系。陈鼓应译此句为：“以空明的心境去观照事物本然的情形”（《庄子今注今译》第54页）。陈鼓应的错误在于：在《庄》书中，事物本然的情形不是“以空明的心境”可以“观照”得到的，《庄》书内外篇中，凡写及体认事物的本然情形，都是要使得心智昏暗才行的，对于“明”的肯定是直到《杂篇》中才有的事。

    我的意见是：“莫若以明”之“明”为小智小明，亦即王夫之所谓“一曲之明”，但王夫之的这一意见应纳入到此句是表达语意转折的思路中加以理解，“以”字不是如王夫之父子的评、注那样看作是介词，而是应释为动词“止”之义。以者，已也。如是，则全句畅然，且与《庄》书的整体思想相符合。

    我们需要继承乾嘉传统，也还需要革新乾嘉传统。这就是说，不仅理论的阐发是建立在训诂考证的基础上的，而且训诂考证的进行，也是和理论的分析相伴随、相融合的。理论的宏观的把握，既体现在打通《庄子》各篇作融汇理解上，更体现在仔细辨别各篇之间的异同承转关系而将一本《庄子》作为一个学派思想的逻辑展开来看待，因此这样的一种讲解方法乃是以流贯性、整体性、逻辑性为其灵魂的。当注释章句这类古代读书方法被破除了其拘守字句及曲说、穿凿以求通的弊病，而以宏观性、理论性对之进行改造后，我们就可以在尽可能逼近文本原意的基础上来进行理论阐释的工作。这样的理论阐释可以避免凿空发挥、随意引申、见小失大、错中求新。这样做是艰难的，需要处理极为大量的微观问题。然而，惟有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的务实，才可以使理论的大厦根柢坚牢。

    二、创新研究的三个要点

    1.一个新的思路：探究《庄子》一书的深层思维特征及运作规律。

    庄子是在一个新的时代中保留了神话思维的特点，因此，只有既看到《庄子》与神话思维和原始意识的联结，又能将它们之间的区别辨析清楚，并与从诗性时代向散文时代过渡这样一个大的背景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对《庄子》一书的思维、表达方式以及与此相关连的文风和语言特点有深入的认识。从整个《庄》学史上说，这是一个未曾被提出的研究课题。然而依我的看法，只有沿着这一思路前进，《庄》学研究才能有实质性的、深层次的、整体性的突破。更进一步说，只有获得了这样一种突破，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民族的思维是如何经由像《庄子》一书所代表的那种思维阶段而前进的，亦即是明白诗性时代是如何过渡到散文时代的。

    值得强调的是，从诗性时代向散文时代过渡，这是全人类都经历过的一个漫长的思维历程，然而，这一历程，就我孤陋的见闻而言，只有在《庄子》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清晰、最为典型，因此从《庄子》中将这一历程较为细致地发掘出来，对于人类思维史的认识，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成发展史的认识，就具有极大的意义。

    2.一个新的整体性、逻辑性的要求：发掘《庄》书的内在进程。

    儒家是现实的，道家是虚灵的。从虚灵走向现实的动力乃在治世，亦即使其学说具有一种实用性。实用是中国各派学说都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不实用的理论在这个国度里没有存身的可能。从虚灵走向现实的第一步是用虚灵来包容现实，这便是《外篇》的发展方向；第二步乃是用现实来化解虚灵，这便是《杂篇》中所显示的发展方向。一旦虚灵在相当程度上为现实所化解了，则儒、道便有了调和的可能。如果说在其第一步用虚灵来包容现实中，道家思想以其阔大的视野及其浑融社会、自然的理论框架而具有相当的优势，从而在论点上的变化不会太大；那末当其第二步用现实来化解虚灵时，则道家思想原有的优势就不太派用场，从而势必导致理论观点向着现实的方向产生较多的变化，《杂篇》由此显出了它所代表的乃是一个庄子学派理论特色的消解期。

    3.一个新的角度：从《庄》系文风的变化上深入下去。

    从艺术上说，《逍遥游》和《齐物论》无疑是《内篇》中最为优秀的作品，从这两篇中我们可以体认出庄子的代表文风来。庄子的代表性文风至少有三点：一是等列动、植物与人而又融入哲思，二是精莹浑厚的寓言和比喻，三是一种大的气势与笔力。《庄子》的意象思维是被限制在一个大的意义的框架之中的。这个大的框架便是《庄子》各篇的说理部分。正是这种理论阐发的大框架，使得《庄子》各篇都各自存在着一个总的语境，一种整体性的语境。庄子是在一个新思维-哲学思维的水准上，容纳、采用了原始思维的一些特点；并将根源悠久的原始意识的材料，点化到具有新时代的哲思之中。

    从艺术上说，《外篇》可分为两种：《骈拇》、《马蹄》、《胠箧》、《刻意》、《缮性》五篇为一组，颇具后世能文者之文风特征。其他各篇则仍具《庄》系文章的特征。《在宥》、《天运》、《秋水》三篇为其杰出者。然而，与《内篇》相比，则均不如也。从发展系列上说，第一组文章产生的时间应晚于第二组，但还应考虑到风格的沿承性、时代的交错性、个人才力爱好的差异性，因此不宜对之作出绝对的划分。

    与理论特色消解同步的是《庄》系文风的瓦解。有趣的是，在《杂篇》所标志的这一发展时期，还产生了对《庄》系表达方式作出总结的《寓言》篇，这正是此种表达方式已快走到历史尽头的标志。此后，叙事性因素的发展，产生了独立的故事式篇章；逻辑因素的发展，使得《庄》文不再难以把握，以至最终产生出摆脱了场景式框架的较为纯粹的说理文章。

    上面两脉发展最终导致了《天下》篇的出现。《天下》篇的出现既是庄子学派在思想上丧失了进取勇气，而在文风上复又不再具有自我特色的一个综合反映。

    我相信，只要我们继承并革新乾嘉传统，抓住上述三项思路，就能够开创《庄子》全新的局面。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