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出了打工者的辛酸

    我叫王金球，今年45岁了，是安徽岳西县来傍镇横河村人，现在合肥市高新区柏堰科技园做会计。我跟长篇小说《农民工》中的王四清经历相似，只是没有他那么有艳福，也没能力自己开工厂。我在高中时数学成绩好，没考上大学，又不甘心在山里种一辈子田，就到合肥做农民工了。长篇小说《农民工》中的人物年纪都跟我差不多，我读这本小说时，流了不少次泪。我想说三点感受。

    第一个感受：真正讲出了我们这些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辛酸，非常瞧得起我们这群处在苦难中的底层农民工。

    我们每次离别家乡时，心里都特别难受。年轻那会儿离乡时，放心不下体弱多病的父母亲，现在又舍不得正在读书的孩子与家人。张如意、杨稳当、刘丽芳离开家乡时，背着用尼龙丝袋子装的行李包，被子捆得像铁壳一样硬。这些我们也都干过，我们从熟悉的乡土中走出，到城市里谋生，一切都陌生，真是背井离乡，无依无靠，只能凭着自己的力气去求得生存。书里写他们“脸被太阳烤得黑黑的，手指头磨得千疮百孔，衣服上一天到晚从未断过汗印子，胳膊腿都累细累疲了”，我这张黑乎乎的脸到现在颜色也没变过来呢。打工中苦的活、脏的活、累的活，我们并不怕，就怕被城里人瞧不起，有时受人欺负了，也是能忍就忍了，现在有首歌叫《伤不起》，是说年轻人感情上的事，对我们农民工来说，我们不是伤不起，而是赔不起啊。我们承受苦累，忍受委屈，我们心里还有点小小的梦想与期盼。我务工的钱要带回家养家，供小孩子读书，张如意他们想在城里发财了，回乡“给自己盖座楼，楼门口的砖上全刻上花”。我也想啊，我家老屋子遇到雨天，到处漏雨，到现在还没有能力维修。作家写的小说《农民工》，讲出了我们想说的话，甚至对我们身上存在的毛病，哪怕是做了出格的事，也都给予了极大的宽容。我们被尊重的同时，也为自己那些出格的事情与做法而羞愧。

    第二个感受：这部小说真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些农民工成长、成熟的经历，看了让我们受到鼓舞。

    我非常佩服张如意这个人，他本事小的时候，与欺负他的人较劲，用锹摁住总是偷他熟料的人手中的锹，叫工头看个明白，讨句公道话。他本事大了，工友们遇到难事时，他总是不顾一切冲上去帮忙。真诚，厚道，义气，他热爱家乡，有机会帮家乡招商引资牵线搭桥，他也热爱务工的城市，当城市遭遇大洪水时，他率600名阜阳草帽军迎难而上的举动，一个英雄带出了一群好汉啊。我没有张如意那么大本事，我到城里先做粗活，有点空闲就读书，我上高中时数学好啊，2008年考取了会计证，现在科技园从事会计工作。我原来在山里种过伏苓、高山蔬菜，现在有机会就在城里联系客户进山收购，帮老家乡亲做点贡献。有客户听我说，伏苓成长季节，为防止野猪吃，村里男人就搭棚子住山里守着，夜色星空下，山沟里很安静，有人吹笛子，也有人拉二胡。有的客户听我介绍这场景时，非要我带他进山住一晚上，他们觉得浪漫，我只想着怎么给家乡做点实事。

    第三个感受：我们从书中感受到一种精神——叫“不屈不挠”。

    小说中无论是张如意、刘丽芳，还是王四清，包括杨稳当，他们骨子里都有种永不服输的劲头，一次次被击倒，又一次次爬起来，每一次重新站起来时，功力比以前更强了。他们从最苦最累的粗活做起，熟悉了城市，也增长了见识，慢慢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创业路子，演绎出一部新时代农民工的创业史。我也目睹了现实生活中这样不屈服命运，不屈不挠，终有所成的工友。

    张如意他们奋斗拼搏，留在城里生活了，回不去老家张杨王寨了。我知道自己只是城市里的过客，我现在只希望初二的儿子好好读书，我终究还是要回到横河村的，或许我会继续种伏苓和高山蔬菜，带动乡亲们创业，把看菜的棚子造得漂亮些。

    （题目为编者所加） 

    许辉、苗秀侠的写作是探索性、有难度的写作。因为它是传统的人物“命运”写作。成功者与失败者，幸运者与不幸者都应“运”而生，在“农民工”这一庞大的人群中也是如此。我相信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有原型的，有原型的写作也符合于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增加了文学的说服力。《农民工》的朴素的、本色的叙事风格，也优于那些夸张、嘲讽与变形的叙事。   

    ——吴秉杰（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

    《农民工》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其描写当中有一种朴实而自如的劲头。看得出，作家深入过那些劳作着的人们的生活，知道在他们的生活经历中，其实充满了灰尘、汗臭，但也不乏让人惊喜的波折。因此，读者能读到这些小人物的诗意，读到他们带来出其不意的撞击。比方，书中有个叫康成的小人物，他与打工妹刘丽芳谈情说爱，有一次他居然在冷饮店里说：“爱是个小我的东西。”这就很有意思，刻画他那种浮游在社会上高不成低不就的复杂心态。还有一些段落，作者试图要把新时期农民工兄弟的敢想敢干、艰苦创业的品质和力量凸显出来，同时也把他们人生的不幸和对命运的抗争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

    ——梁鸿鹰（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农民工》对乡土中国和农民工的描写，摆脱了种种文学史规范和传统的制约，对农民工成长史的描述没有刻意地渲染苦难、暴露黑暗，而是以更加鲜明的人文情怀赋予农民工以高贵的姿态。农民工不再是受压迫的纯粹“讨生活”的人，他们的选择和追求预示着乡土中国的希望。从叙事姿态上看，小说以乡村作为叙事的中心，乡土中国的价值和地位再次得到确认，这与以他者的眼光观照乡村的启蒙视角和意识形态视野不同，作家的笔墨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而是充满着对乡土中国情感的关切以及自身的痛苦和喜悦。某种意义上，《农民工》堪称是继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书写“土改”、“合作化”等“新的时代”和“农民新人形象”之后，“农民”文学形象塑造的又一次革命。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