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藏简辨伪（下）

    上篇回顾

    上篇以“楚简《左传》”辨伪为主，说明浙大藏简在竹简形制上没有契口、编绳，长短、宽窄不一，无法编联成册；在文字内容上妄改《左传》，人名、星名、古语、卦画错误百出；在鉴定方面对于科学检测结果的报道不准确，对于专家鉴定的时间、地点、人物、方法、鉴定报告的内容均无说明，可以得出假简的结论。

    三、战国书法辨伪

    秦皇坑焚，竹帛毁弃，战国书法，世所不传，历代战国书法的欣赏与研究，大多依赖钟鼎彝器及碑碣拓本。上世纪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发现，以及河南信阳、湖北包山、荆门郭店等等战国楚简的大量出土，使战国书法的写本真迹重现人间。然而，就书法风格而言，浙大所藏《左传》等简，绝大部分飘软粗率，气息浮躁，正合先贤所言：“人趣先无，而物趣牵合，落笔粗庸，入眼不堪玩赏”（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就书法技艺而言，浙大藏简笔法粗陋拙劣，结字混乱错谬，俗而无法，了无古意，决非战国书迹，试举证如下。

    （一）章法

    古人论书以章法为先，上字与下字，右行与左行，朝揖顾盼，互有呼应。传书圣论“意在笔前”，有作书须“预想字形大小”之说（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启心》）。以浙大所藏《左传》简书法为例，书手于竹简章法、字形、位置皆有所留意，因此也留下了造伪的证据。

    试举4例。

    1.断简拚接后字距过大。浙大《左传》简68：“癸亥，门其三门。戊寅……”此简残断于“三门”二字之间。图3是整理者发表的拚接后的照片。不难看出，拚接后的“三门”二字之间的字距，几乎是其上“其”、“三”二字字距的两倍，甚至大于其下“门”、“戊”二字字距的两倍。如果考虑到下部断简的简首断痕，与上部断简的简末断痕并不相合，那么，合理拚接后“三门”二字原来应有的字距，当比图中所见更长，应为其下“门”、“戊”二字字距的三倍左右。在“癸亥，门其三门。戊寅……”句中，如果“三门”与“戊寅”之间的字距稍大，那是两句之间的字距，当属合理；如果“三门”二字之间的字距，却为“三门”句后、两句之间字距的两三倍，那只能是竹简残断后所书、而不是竹简书写后残断的结果。简106“偪之偪阳”的断简，拚接后“偪”与“之”之间的字距是“之偪”二字之间字距的三四倍，也是同样的例子。这是造伪者使用不同断简，来假冒同一枚简的残断而留下的破绽。

    2.简首残而字不残。浙大《左传》简104，简首前两字位置残缺，残存部分约占原简宽度的三分之二，上书“之乃”二字，见图4。如果复原残缺的部分，不难发现“乃”字书于原简左半二分之一简面，字右的半简留空。无独有偶，“乃”上的“之”字也是如此。如合“之乃”下的“枼而”诸字观其章法，“枼而”诸字居中，“之乃”二字紧贴残简左缘而书，以避让右侧残损的部分，形成了简首诸字从齐左写至居中的反常章法。这只能是竹简残缺之后书写的结果，是后人以残简作伪的证据。相同的例子也见于简32，只是从发表的图片上无法判断简右是被如何复原的。

    3.简尾残而字不残。浙大《左传》简72简尾也残去右半，但简末“十二年矣”四字仍完整无损，见图5。这些文字也是在此简残损之后所书，“二年”二字偏左、“年”字“禾”部笔画右侧起笔的钉头、收笔的拖尾，都是不容置辩的明证。“矣”字更是在残缺后仅存的近二分之一的简面上局促写成，其字形完整，恰恰证明这些墨迹是竹简残损之后的伪书。

    4、简边残却仍见应该残去的标点符号。图5简72中，又有一令人啼笑皆非的破绽：“十二年矣”句下见有标点符号。楚简中的这种标点，都是标在竹简右侧的边缘。在简72上，它理应随残简一并残去。但作伪者的章法安排，以残简为完简，不仅多次让本应残缺的文字完整地挤在残存的简面上，而且把理应点在残缺部位的标点，点在残存的简面，实在不是高明的作伪。

    （二）结字

    战国书法的结字有多种特点。饶宗颐先生指出：“楚人书法，纵势衡势，无不具备”（饶宗颐、曾宪通编《楚帛书》，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9月版，第48页）。考古所出郭店楚简等可以为证。但不论纵式、横式，战国楚人书法多取隶势，结体多扁，横画多欹，矩度谨严。浙大藏简的书手虽写简百数十枚简之多、凡3000余楚字，但对战国楚人书法的矩度，尚无基本认识与把握，试举6类证据如下。

    1.中宫：不明主笔，失守中宫。战国楚人书法，横画虽多欹斜，但中宫必正直。中宫之位，主笔所在，“善书者必争此一笔”（刘熙载《艺概》）。浙大简书则不然，如简12“古”、“心”二字，横画皆为病笔，中宫左歪右屈，结字全无中宫的概念；同简末字“食”下部，本当顺势而下，书于字中，却莫名其妙偏置于左侧，使得“皀”部上下两个部分左右错位，上部与“亼”部草成一团，下部偏居左侧，实为今人错字，决非古人所书（图6）。

    2.上下：下不承上，上不覆下。战国楚人书法，不论字形偃仰、笔画排叠，其底部多有横势笔画，上托全字；即便没有横势笔画，也有一横势的构件，下以承上。这种横势，每向右上斜欹，是战国楚人书法的特点。浙大简书则不然，如简14“为”、简17“於”字等，下有横画，却皆不能承上。

    3.左右：左亏右欠，不守正法。战国书法不论体势如何，分间布白都是八边俱备、四面停匀。楚人书法虽不求方正，但总是似欹而实正，结体饱满，遵守正法。浙大简书则似正而实倾，结体多亏阙，如简19“逃”、简25“弃”结体亏左，简27“咎”、“弗”结体亏右，等等，不一而足。

    4.拚凑：偏旁拚凑，错字连篇。战国书法受文字发展的连续性与地域演化的不平衡性等因素影响，常有偏旁互作的现象，如“日”与“月”、“山”与“阜”等的互作，属于形符义近的互作；又有“亻”与“彳”、“邑”与“阜”等的互作，属于字形相近的错字。战国书法的结字，由于书手的心绪以及上下文字形的影响等原因，出现错字不可避免，“邑”旁与“阜”旁相混也见其例。但在浙大简中，错字连篇，不胜枚举；“邑”、“阜”错写，通篇皆然。如简2的“陈”，简4、102的“隊”，简20、26的“随”，简68的“阪”，简68、69的“阴”，简98、106的“阳”等等，所有“阜”旁一律误作“邑”旁。古人并非不写错字，但在上百枚简中，就同一个偏旁、在不同的字中犯相同的字义理解错误，只能是作伪者对古文字知识缺乏，根据现代汉字“邑”、“阜”均作“阝”旁而犯的错误，是今人作伪的证据。

    5、简体：据简体字，拚凑古字。在古代书法的赝品中，根据简体字拚凑古字的现象并不鲜见。如浙大简《左传》简2的“彻”字，当系依据“徹”的简体“彻”字妄改而成：此字构形与简体字“彻”基本相同，只是中部从“土”不从“七”。“土”、“七”二字，毫无字义或读音关联；简2中“徹”字写成中部以“土”代“七”的“彻”字，是典型的受简体字影响而生造的伪战国文字，如同简中屡屡出现的行书“纟”旁一样，是今人仿古常见的低级错误。

    受简体字影响而导致的结字错误的类型，浙大简中见有多种。其中，典型的一种可举因简体字字形相近而书写的误字。如今本《左传》的一个“今”字（同前《春秋左传正义》，第871页），在简25的首字位置被误写为“命”。“今”、“命”二字在战国古文中有明显区别，但“今”、“令”二字在简体字中却极相似，而“命”写作“令”是战国古文通行的写法。作伪者误以“今”为“令”，于是正确地把“令”写作“命”，留下了作伪者受简体字影响而写出错字的破绽。

    6、失真：草写失度，字形失真。自古以来，书法作伪的常见破绽就是用笔迟疑、欲纵还收。张大千之所以是作伪高手，就在于他恃才自信，落笔大胆，一气而成。浙大藏简的作伪者明悉此道，故浙大简的书法流利而娴熟。但这同样留下大量破绽，主要有三类：一是字形失真，二是草法臆造，三是油滑失态。简19与简55的“如”字，虽为同一个字，但写法完全不同：简19的“如”字上下结构，写法虽草但用笔迟疑，显见书者于字形并无把握；简55的“如”字左右结构，笔法极熟且行笔流利，缠绕连带几乎难辨笔路。但两个“如”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字形失真，不细分辨不知是“如”字，属于第一类。简41“起”、简附5“赵”字，“走”或“辵”旁或在右、或在左，但二字均字形失真、草法无据，出于书手臆造，属于第二类。简37“许”字，放纵肆意而失态；简61“改”字，忸怩作态而油滑，属于第三类。草写失度之例，浙大简中俯拾皆是，这里只是略举一二以见其例。

    （三）笔法

    古云“用笔千古不易”（赵孟頫《王羲之〈兰亭序〉十三跋》，即便是草圣张旭，也是屡观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之后，方才领悟笔法之妙（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后世书者不能领会笔法奥妙，不足为奇。就战国书法辨伪而言，战国书法如不传战国笔法，则无法信为真迹；战国书法如尽现后世笔病，则必为伪作无疑。元雪庵大师曾总结笔法“八病”，如牛头、鼠尾、蜂腰、鹤膝之类，并谆谆告诫后学“字中八病最难医”（释溥光《雪庵字要》）。其实，不谙笔法，必百病丛生，不会仅囿于“八病”。浙大藏简即如百病之总汇。现分门别类，聊举一二以见其例。

    1、钉头、牛头。钉头、牛头都属起笔之病，是不明笔法、功力不足、落笔过重所致。钉头有方、圆之别，方型钉头见简19“之”字，圆型钉头见简25“之”字。牛头之例，可见简108、110“之”字。

    2.尖头、鼠尾。尖头、鼠尾为相似病笔，主要是因为书手笔力不能送至笔尖，首尾尖飘而形成。尖头在起笔，如简61“曰”字；鼠尾在收笔，如简52“子”字；简12“曰”字则兼有尖头、鼠尾。

    3.坠尾、拖尾。坠尾、拖尾均为收笔时书手无力控制，顿笔太重、不能正确回锋所致。简11“问”字“口”上短横是严重的坠尾，简26“皆”字两长横收笔是典型的拖尾，简11“士”字上横为拖尾、下横为坠尾，是浙大简书手娴熟而恶俗的笔病。

    4.蜂腰、鹤膝。蜂腰、鹤膝都是书手不谙提按、运笔过快、提按失位所致。简11“於”字的首笔，是典型的蜂腰，简95“得”字首笔也是蜂腰笔病。鹤膝之病未见典型病例，但简81、82的两个“强”字的“弓”旁转折，简81的强直而僵硬，简82的滑熟而绕圈，用笔之病过于鹤膝，不妨参看。

    5.折木、柴担。折木、柴担主要是运笔之病：折木运笔未完，笔画如木折断；柴担运笔不实，形成首尾重而中部细的柴担之形，是初学而浮躁的书手的常见笔病。简76“夷”字、简108“安”字，起笔多钉头、尖头，收笔多折木；简108“安”字收笔的折木之病，或也是因为系今人书于朽后的竹简、而非古人书于整治好的竹简，简面朽坏不平所致。简12“古”字的横画，中部轻飘首尾重，是柴担之例。

    6.锯齿、散锋。锯齿、散锋也是运笔之病，但都与笔锋有关：锯齿是失败的偏锋用笔，散锋是行笔时无力调整笔锋所致。简23“以”、简74“也”字，偏锋用笔，笔腹在下，形成锯齿；简83“临也”、简84“善之”，草率用笔，尖头散锋。

    7.游丝、墨猪。游丝、墨猪也是运笔之病：游丝是用笔浮躁轻滑所致，整个笔画书作一根游丝；墨猪则与之相反，下笔过重，用墨过多，肥拙若猪。简23“足”字“口”部的上橫、简108“是”字“日”部的上横，一线如丝，为游丝之病；简30“於”字的上部、简80“大”字的横笔，重笔浓墨，几乎失其笔画，为墨猪之病。

    8.病笔荟萃。古人日日搦管，磨墨操翰，心气和平，虽不能说绝无病笔，但不致于百病丛生。以上所举战国伪简书法所见病笔，远超出“八病”之列，都是当今书手未谙笔法、急功近利所致，是时人作伪的明证。上文为方便读者，逐字举例，见其一斑。实际上，伪简所见，往往一枚简上汇聚多种病笔。试举简93全简与简94的前半简为例，略观全豹。图7中，简93前半简：“庄子曰：高子相大子以会”，除“会”字外，几乎字字起笔尖头；“庄子”之“子”，首笔游丝，末笔锯齿；“大子”之“子”，首笔钉头，末笔鼠尾。简93末字“社”，上“木”起笔尖头，收笔折木；下“土”起笔多尖头，上横迹近柴担，略有偏锋锯齿之义，下横起笔尖头、运笔游丝、收笔坠尾，同时因简裂影响，下横未能写完，也是简裂后伪书的证据。简94接简93，起于“社稷”之“稷”——简前半“稷之行”，起笔多见尖头，“稷”末笔坠尾，“之”首笔近游丝；简后半“弃之社”，“弃”浓墨散锋，“之”附尾、拖尾，“社”钉头墨猪。简93干墨细笔，笔画纤弱，简94湿墨重笔，字体粗长，两简不仅病笔荟萃、书风迥异，竹简整治与长宽形制也完全不同，是伪作的铁证。

四、结束语

    浙大所藏《左传》等伪简，破绽百出，不胜枚举。限于篇幅，本文仅分类举例，点到为止。许多证据，有其一即可断其伪。现举证数十例，浙大所藏《左传》等简为时人所伪，可以论定。需要指出，浙大藏简的整理，甚见功力。虽《浙大简》全书编校多有疏漏，如简1放大图版“司”字重出，简42、60放大图版简首缺图，简66放大图版简末缺图等等，但整理者在整理材料方面的成果与贡献，不可埋没。如果浙大藏简不是以真简而是以问题简的形式公布，供学界讨论借鉴，可谓有功。当王国维先生为新学问之兴起、新材料之发见激情澎湃之际，他断不会想到，伪材料会在自己的家乡、在中国简帛学界受此礼遇。制造伪简，荼毒社会；竞购伪简，害国害民；研究伪简，浪费生命；叫停伪简，众望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