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并非电影大国,每年出品影片数量在70部左右,但伊朗电影的成就不容小视,而提到伊朗电影,人们不得不提到伊朗电影的“灵魂人物”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这位杰出的伊朗导演不但是举世公认的电影巨匠,也是伊朗电影复兴的功臣。
2011年,成本只有30万美元的伊朗影片《一次别离》先后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美国金球奖和奥斯卡奖的最佳外语片等国际奖项,伊朗电影再次成为国际影坛的热门话题。
伊朗并非电影大国,每年出品影片数量在70部左右,但伊朗电影的成就不容小视,而提到伊朗电影,人们不得不提到伊朗电影的“灵魂人物”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这位杰出的伊朗导演不但是举世公认的电影巨匠,也是伊朗电影复兴的功臣。法国导演戈达尔对阿巴斯有着极高评价,曾说: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一生极少评价其他导演,但他公开提出在雷伊之后,阿巴斯最能代表亚洲电影成就。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1940年生于德黑兰,最早通过电视台广告开始影视创作。上世纪60年代,伊朗电视业刚刚兴起,急缺广告人才,1960年到1969年,阿巴斯共拍摄了150多部广告,积累了大量创作经验。阿巴斯电影生涯的转折点是伊朗儿童与青少年智力发展协会,这个文化机构是在伊朗王后的主持下创立的,阿巴斯被邀请筹建电影部门。在协会支持下,他1970年拍摄了处女作《面包与小巷》,这部充满童趣的黑白短片讲述一个孩子在买面包回家的小巷里遇到流浪狗的故事。阿巴斯早期影片都是类似反映青少年成长的中短片,以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为主题,其他如《课间休息》、《经历》、《过客》、《结婚礼服》等。这些电影都具有伊朗本土特色,多取自少年题材,运用纪录片的创作手法,很少使用职业演员,用平实的电影语言捕捉真实人物的生活片段。
伊朗电影历史很长,最早可追溯到1900年,伊朗国王莫札法尔·丁的摄影师在巴黎购买了电影设备,拍摄国王的起居生活,标志伊朗电影的诞生。但伊朗电影的发展比较缓慢。二战之前,民族电影工业受到国内政局和世界局势的限制,直到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的达鲁希·梅赫朱依回国拍摄波斯语电影,才掀起伊朗电影的热潮,很多新的制片厂建立起来,伊朗电影迎来第一次复兴。1950年到1965年,伊朗共出品了324部电影,德黑兰在1965年已有72家影院。但是,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使伊朗电影人开始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文化审查和宗教审查,电影工业一度萎缩。
阿巴斯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电影创作的。电影资源的减少和环境压力,使他不得不采取更为简单的形式和迂回的主题,这反而创造了他独特的电影形式。在上世纪80年代,他拍摄了《小学新生》、《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家庭作业》等剧情长片。表面上看,这些影片制作粗糙且情节简单,但阿巴斯在影片中熔铸了东方哲学的智慧。他有意识地把波斯哲学和伊朗诗歌与电影结合起来,让这些故事拥有别具况味的人生哲理,赋予影片谜一样的结构和诗一般的意境。这主要体现在阿巴斯电影的“问答体”中。在他的电影里,人们总是在不断地提问。在《哪里是我朋友的家》中,小男孩向遇到的每个人反复询问他朋友的家在哪里,他得到的回答时而正确,时而无用。在《生命在继续》中,导演穿越地震灾区,寻找合作过的小演员。由于地震造成道路破坏,他不得不经常停下来询问自己身处何处:“我这是在哪儿?这是哪里?我应该去哪儿?”这些问题是剧中人提给自己的,是人物之间相互提出的,也是提给每一位观众的。这些问题的反复出现充满了隐喻,这超越了故事和剧情,让影片像一个“存在之谜”。这些电影往往有着开放式的结尾,不在影片中给出确切的答案,这更强化了影片的谜语特质。
阿巴斯的电影创作在上世纪90年代逐渐成熟,《特写》、《生命在继续》、《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影片开始在欧洲展映,欧洲观众开始了解这位伊朗导演的作品。1997年,《樱桃的滋味》入围戛纳电影节,影片延续了阿巴斯以小见大、大巧若拙的美学风格,讲述一个绝望的男人在自杀之前的心路历程,最终因品尝樱桃的滋味而重燃对生命的渴望,影片获得金棕榈大奖,标志他的电影生涯达到了顶峰。
伊朗有些批评家认为,阿巴斯的成功来自于他善于投西方所好,甚至有些人认为他的影片不符合伊斯兰标准,不是“纯粹”的伊朗电影。事实上,观众之所以会接受阿巴斯的电影,在于尽管他的人物和故事发生在伊朗,但主题通常具有普世价值,《生命在继续》中讲述灾难之后的人道主义,《橄榄树下的情人》讨论永恒的爱情,《樱桃的滋味》探讨了生命的意义。阿巴斯没有拘泥于题材、故事、拍摄地点之类的地理和文化因素,而是以这些因素为载体,致力于表达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恐惧、友谊、生命、死亡等。他擅长拍摄人物,关注人最简单的欲求和理想,这对于各国观众来说并不陌生。
阿巴斯的成功更取决于他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阿巴斯的电影”有着高度自觉的美学品格。由于制作成本有限,他经常身兼制片、编剧、导演和剪辑,这反而让他的想法能贯穿始终。阿巴斯喜欢用业余演员和纪实手法,很少使用配乐和旁白,重视拍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喜欢用长镜头,反对分镜头和特写镜头。语言的单纯性,让他的电影看上去并不那么赏心悦目,却往往是娓娓道来,渐入佳境。他认为,这正是尊重观众的体现,应该让观众能直接看到完整的现实,而特写镜头、分镜头和炫丽的剪辑恰恰剔除了现实的丰富元素。阿巴斯倾向于让观众参与到影片的创作中来,认为电影既属于导演也属于观众,反对所谓“完美电影”,反对在电影中绑架观众的情感,期待观众成为影片意义的创造者。今年大获成功的《一次别离》,尽管在主题上展现了道德、信仰、责任和真诚等伊朗本土问题,但其以小见大的制作模式,把观众置身于法官位置而参与影片的做法,恰恰来自阿巴斯奠定的这个传统。阿巴斯电影与西方电影的精致美学有着极大差别,让西方影评家感觉耳目一新,并重新思考电影语言的观念。
英国影评家斯科特认为,阿巴斯不但是十年来最受尊重的伊朗导演,也是举世公认的世界电影大师。阿巴斯是伊朗电影毫无争议的旗手人物,促使伊朗电影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第二次复兴。伊朗在1995年出品影片62部,到2004年则达到83部。其中马基德·马吉迪导演的《小鞋子》在国际上获得许多赞誉,而这部影片的情节模式深受阿巴斯的影响。阿巴斯对伊朗电影的影响还体现在对青年导演的扶持方面,他扶持了助理导演贾法·帕纳西,让他的《白气球》等现实主义作品也在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
阿巴斯最近一段时间主要在欧洲进行创作,开始与外国的电影人合作,但这没有改变他的风格和创作方式,他的《五》、《十》等作品依然闪现着伊朗式的现实关怀和艺术光辉。
作者介绍:李洋,法国戴高乐大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著有《迷影文化史》,译有《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莱昂内往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