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3月5日，本报文艺部、记者部和摄美部记者赴山西太原蹲点调研10天。这期间，记者观摩院团演出、排练，与新聘演员、外聘导演和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交流、座谈，近距离了解转企改制后院团的巨大变化，对太原市平稳有序、全面成功完成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在认识上有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跃升。记者感到，太原市文艺院团改制最大的成功，是极大解放了艺术生产力，活跃了文化市场，使群众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本报“走基层·蹲点”小分队
早春二月,春寒料峭。太原市两年前就完成改制的三家文艺院团,正热火朝天地忙于新剧目的创作和排练、打磨。
“桃花点点开在圪梁梁上,亲圪蛋蛋跪在石板板上洗衣裳……”悠扬悦耳的山西民歌《亲圪蛋下河洗衣裳》,在歌舞杂技演员们精彩的伴舞下更让人回味无穷。3月13日一大早,在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排练大厅,演员们正加紧对歌舞情景剧《桃花红》进行最后打磨。
——见本报3月14日“走基层·蹲点”报道:《走出去,世界更精彩》
按照中央和山西省委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 2009年11月,太原市市属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工作创造性地全面完成。比中央规定今年上半年全面完成的“时间表”提前了两年多。因此,太原市继去年5月被中宣部等四部委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地区”。今年2月又第二次获此殊荣。
本报记者一行五人,走进改企转制后的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太原市实验晋剧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晋剧院)、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歌舞杂技团)、太原市话剧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话剧团),探询三家院团改制前后的变化和原因。我们发现:体制理顺后的三家文艺院团,它们的创作体量、数量与质量,演出频率和场次以及社会经济效益,在三个市级文艺院团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在太原市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四管齐下 以人为本
文艺院团转企改制,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牵扯到方方面面。因此,两三年前,很多演职人员有顾虑,甚至担忧、困惑。改革还牵扯到三家院团七百多人的工资待遇、职称评定、离退休和内退、养老保险等诸多实际问题。太原市委在省委支持下,于2008年到2009年间,进一步解放思想,“四管齐下”,“划转一个,合并一个,保留一个,核销一个”,实现市级国有文艺院团的全面转企改制。
太原市歌舞团、杂技团合并转企成立太原歌舞杂技团有限责任公司。话剧团转企改制成立太原话剧团有限责任公司。晋剧院情况比较复杂,鉴于晋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晋剧艺术研究院又是拥有多位国家和省市级非遗传承人的单位,因此将太原市实验晋剧院划归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直接管理,并重新组建成差额拨款、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晋剧院进行的是以转换内部机制为重点的改革,下辖的两个演出团改为企业编制。市豫剧团因没有市场,建制彻底核销。改制过程执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政策,让工龄较长的老人没有后顾之忧,让年轻人享受激励机制的实惠。离退休的养老医疗和新人的社保等细节得到了圆满解决。
为了稳妥和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太原市文艺院团的改制有序进行,次第花开。先是话剧团,之后是歌舞杂技团,最后是晋剧院。不久前,对话剧团领导班子进行了民主测评,结果是“优秀”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理顺机制 激发活力
太原市的三家院团分别成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多年里,文艺院团一直好戏连台。但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由于各种原因,文艺院团的日子普遍开始不好过了:体制陈旧,冗员和经济负担沉重,无力创排新剧目,太原市三家院团的演职人员每月到团里开一次会,拿到手的只有几百元到千把元基本工资。
重新收拾人心,激发活力和潜能,是三个院团改革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问题。三位院团长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牵头组成的院团领导班子,根据本团特点,推出了一整套严格而又人性化的管理办法。各种管理方法的核心是用制度管人。在全新的企业化运营机制中,院团长作为企业法人代表,有权引进全国优秀人才,创排精品。灵活的机制,盘活了院团,凝聚了人心,带来的是开阔的视野和雄心。
晋剧院院长王小东的管理模式,是破天荒地把团里的运营开销、盈利数目、各个层次人员的补贴标准、分配占比等通通公示,让员工对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看得清楚明白,获得大家的高度赞赏。此外,把原来的实验团和青年团全部整合重组,成立了一团和二团。两个团自然形成了竞争态势——谁的演出多,谁的工资就高;谁的演出好,谁的收入就多。院部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是最低的。这几招下来,大家都坐不住了,包括老演员在内,纷纷争着练,抢着演。不仅如此,国家一级演员还需认真履行“传帮带”义务。像晋剧名家谢涛,最近就刚收了两个徒弟。转企后的管理制度改革,同样在话剧团和歌舞杂技团进行着。歌舞杂技团从演出分配机制的改革入手,打破了以资历、职称和工龄为依据的考核标准和管理模式。话剧团团长韩林,首先转变了自己的事业身份,与员工风雨同舟。她对所有员工全部实行聘用制,竞争上岗,能者多劳,施行项目负责制。剧团实现了从“养人”到“养戏”的根本转变。
“改革最大的好处是激发了人的创造性和活力。”三家院团,从前都是楼里找不见人影,现如今用排练场需要排队等候,人歇场不歇。从10岁学杂技到成为杂技演员,而后成为管理者,现任山西省杂协副主席和歌舞杂技团副团长的卫建勇,是有30多年工龄的歌舞杂技团“老人”,改革中也曾困惑与彷徨。他跟记者说，他原来认为杂技演员“养小不养老”不利于中国杂技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但经过这两年的过渡,他看到“改革创造了新机制,焕发了院团的新活力”,而杂技演员尚未解决的保险等问题,“相信都会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逐步解决”。
改制两年多来,国有文艺院团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逐步构建起富有创新和活力的文化发展体制。
用理想和智慧焐热人心
“宁带千军万马,不带戏剧杂耍。”这句行内的谚语道出了文艺院团改革带头人的艰辛。作为太原市文艺院团改制的具体设计者和参与实施者之一,太原广播电视台台长、市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张会林告诉记者:“我们选拔出来的剧团带头人,都得是‘江姐’、‘许云峰’式的百折不挠的英雄和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没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和理想,这个团长是做不下来的”。
的确,我们在太原接触到的三位院团带头人,是最忙最累的人。太原话剧团和歌舞杂技团的韩林和王剑团长,是两位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中年女性。虽然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但自从被任命为团长后,家就顾得少了。她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院团里了。一生对舞台的激情与梦想,让她们用坚强的臂膀,成功撑起了这片天,把院团建成了能聚拢住所有演职人员的大家庭。排练时,她们进行指导;剧场里,她们忙前忙后。她们用柔弱的身体顶住了改制前后的风风雨雨和巨大压力,超额完成了上级主管单位对改制院团提出的“年收入增长15%”的任务要求。
两位女团长的工作业绩,对去年10月刚接手晋剧院的王小东多少有些心理压力。“我想,我不会输给两位女强人的。” 王小东对记者说。
晋剧艺术研究院门楼古色古香,刚刚修好。门楼上陈列着一排老照片,内容有毛泽东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晋剧艺术家,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来到剧院表演并与晋剧表演艺术家丁果仙、花艳君等切磋艺术、亲切交谈等,十分引人注目。
穿过散发着油漆香味的门楼,楼道两侧墙上挂满了几代晋剧表演艺术家舞台剧照。
—— 见本报3月9日“走基层·蹲点”报道:《“蹲”团第一天》
在后来的采访中我们才知道,这些变化源自去年晋剧院五十周年大庆。为把院庆办得圆满,王小东自己筹集垫付了200万元修缮演出剧场。
在跟随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二分团的下乡演出途中,我们看到王小东开着自家车为演员们带去一箱箱食品。一个演员幽默地对记者“揭发”小东院长经常“私车公用”、“公私不分”。“剧院里的那些漂亮的古董家具摆设,都是他从亲戚家借来的”。
王小东出身晋剧世家,他告诉记者:“我做了多年戏曲学校业务校长,了解戏剧演员的苦与乐。院里的很多青年演员,都是我当年精心挑的晋剧苗子。我最不忍心看到他们练功苦学多年后,没戏可演,甚至没班可上。”他说:“晋剧作为国家级非遗,堪称国粹,我们有责任让它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立足太原 走向全国 奔向世界
话剧团和歌舞杂技团,边改革边创作。韩林团长充满激情,她不当电视台主持和制片人,来当团长。不到一年,话剧团底子薄、基础差,演员青黄不接,行当不齐,缺乏设备的“赤贫”情况就得到了彻底改观。为了全团有戏可演,有钱可赚。她在2007年9月5日上任不久,就进行了第一次市场化探索,她调研考察后,决定采取“借船出海”、“走出去”的战略。
在清点职工名册时,韩林惊喜地发现导演宁浩曾经也是“太话人”。于是,她几次登门拜访,请他为这个团出力。在宁浩的帮助下,很快就创作出了话剧《疯狂的疯狂》,并开始采用市场化的策划和推广营销方式进行运作。2008年该剧在上海戏剧学院大剧场成功首演。两年间风靡大江南北,演出130余场,两个效益双丰收。该剧给濒临倒闭的太原市话剧团注入了新活力。
体制改革的成果不断显现。2010年12月,太原市话剧团原创话剧《饭·局》获得了中国话剧界的“奥斯卡”——金狮奖,实现了当年创作、当年演出、当年获奖、当年盈利。
——见本报3月11日“走基层·蹲点”报道：《 兴“团”之路在改革》
“我们认真排演,不是为赚钱,而是作为话剧和话剧团,应该有承担,我们有宣传主流价值的责任。”韩林说。
歌舞杂技团王剑团长,聘请全国一流编导,排演了一部歌舞杂技主题秀《我们年轻,我们去追梦》。紧接着又排演了大型综艺旅游晚会《唱享山西》,填补了旅游演出市场空白,先后被评为“山西省十大旅游杰出品牌”、“省文化厅十大文化品牌”。
为适应海外市场需求,歌舞杂技团还排演了《非常晋风》、《龙城新歌》,这两年都曾代表文化部赴美国纽约等地访问演出,受到海内外的高度赞誉。歌舞杂技团连续两年成为山西对外商演和文化交流最多的院团。
体制理顺后的三家文艺院团,他们创作和演出的剧目,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创作体量、演出频率和场次以及社会和经济效益,在三个院团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2009年10月至今,歌舞杂技团演出总场次1000余场(含公益演出),演出总收入为700余万元;话剧团两年多来,演出总场次近300场(含公益演出),演出总收入近400万元;晋剧院2011年10月转企改制至今,演出(含公益演出)逾200场,总收入150多万元。
改制的目的:政府不是要卸包袱
中共太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春根对记者说：“我们太原做得比较早、比较好，究其原因，因为我们不单单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而是通过改革实践，我们清楚地看到：改革好，早改早受益，谁改谁受益。要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有好的体制运行。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的目的，不是我们政府没钱养活剧团了。恰恰相反，我们是要加大投入力度，力争出好戏。”
改制后，政府主动出资，让改制后的文艺院团必备的硬件音响、灯光等等器材都得到了更新。2009年12月开始，太原市还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年度专项资金。每年3000万元，从2010年起列入市财政预算，由市委宣传部、市财政局制定严格的资金管理办法，规范使用。已先后扶持奖励这三家院团优秀获奖剧（节）目10余部。
出好戏，让百姓有戏看，这在山西不仅是文化工程，还是民心工程。日前由中央电视台评出的全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太原市位居第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体制改革启动早，又进行得比较彻底，文艺演出常态化，大大提高了太原市人民的幸福指数。
太原市的文化产业实力增长较快。2010年，全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95.39亿元，占地区GDP比重的5.36％，高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全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约为113.98亿元，约占地区GDP比重的5.56％，也高于全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文化产业正成为助推太原市能源型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新引擎。（本报记者 梁若冰 李建斌 韩业庭 潘 睿）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