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亲切又厚重

    翻开张曰凯的长篇小说《悠悠玄庄》（作家出版社出版），就会有一股醇郁的沁人心脾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读着令人感到亲切乃至心醉。而同时，作品的风格竟又如此厚重。虽然小说只是以赵太世一家为中心来展开情节，却写出了宗法制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它的勤劳淳朴的民情，代表性人物如赵太世的仁爱胸怀，赵占魁的豪爽英武，包括众多女性在内的一系列活泼多姿的形象的出现，以及族权、男权、夫权亦即“礼治”所带来的种种悲剧，可以说，涉及内容相当宽广。我尤其欣赏作品风格的厚重和文化意味的浓烈。这种厚重风格和浓烈意味源自作者对北方农村生活不但熟悉，而且体验得很深，无论抒写男耕女织的劳动场面，还是描绘逢年过节的风俗人情，都生发出一种自然而悠长的韵味并由此化成的诗情画意。小说封面上印着作者自己的两句话：“我深深眷恋这方土地，我久久思考这方土地。”此中道出了作者对故乡的真诚认知，也寄托着作者一份深沉又带点苦涩的感情，既让人感动，也发人深思。

    小说的许多情节是在曲折自然的发展中逐步显示出或细微或突兀的变化，它体现了多种思想性格的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赵安禄妻子守活寡十年，不知丈夫是死是活，在这种情况下产生感情波折，犯了“过失”，被公公赵太世作主“休”出了家门。但赵安禄回来却又夫妻相认，和好如初。安禄为人本有侠义心肠，敢于仗义执言，他和妻子感情原本也不错，因而自行作主又把妻子领了回来，这层曲折是符合安禄性格的，它体现了“情”与“礼”的矛盾冲突和作者艺术处理上的细致入微。赵太和（哇儿哇儿二）和桃个儿（宝成大姨）两人，一个终身未婚，一个结婚而守空房守了一辈子，获得了一块贞节牌坊，两人各自私下有意结合，最后却在日军扫荡中巧遇，互相救助而又死在一块儿。知道隐情的亲属们把他们安葬在一起，这多少包含着一种巧合，背后却也有着以人性为基础的“情”与“礼”的比较合理的兼顾。但正当众人都松一口气，以为“总算办完了事”的时候，作者又通过中学生宝成之口，点出了礼教违背人性的一面，宝成哭着说：“办完了事，办完了事，你们净说傻话，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做伴不做伴的！迷信，都是迷信。”宝成吃够了包办婚姻的痛苦，他是个年轻人，希望的是现实的生前的幸福，通过他来说出这番话，也非常合乎情理。

    写石榴红敢作敢为的烈性子尤其成功。她是一个真有点见识的女人，在天津唱过戏，见过世面，命运虽然对她很不公道，但她凭着自己的敢作敢为挣扎出来了。她和曾救过自己的长工常巴虎之间的爱情关系，写得也真实可信。

    要说性格刻画最为复杂深厚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莫过于赵太世这一形象了。他不仅是家长，而且是玄庄赵姓的族长。他是劳动农民，但幼年读书识字，受儒家文化的教育，恪守圣贤“礼”道的规范秩序，自尊自信。他对人仁厚，多行善事，奉行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相反的处世原则——“宁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大儿子安福因为有人偷割自家地里苜蓿愤而浇上粪水，赵太世甚为生气，认为“不光是臭了苜蓿，还臭了赵家的名声！”反而在地头插了一块木牌：“清贫人家割苜蓿充饥，赵家绝不追究。”小说在写出他仁爱待人的同时，也刻画了他持家极严，躬行“礼”治。他不但根据古代对待已婚妇女“七出”的条规处置安禄的妻子，而且在已经中风的安福行动不便时不肯应儿媳之请扶他一把，竟说什么“俺不能倒行孝”，以致安福摔倒而亡。事后赵太世内心虽悔恨却已无法挽回，黄昏时孤身到安福坟前伫立良久，被宝成找到后扶回家中，僵坐通宵而毙命，终于成为“礼”的殉葬品。这一结局颇使读者深深震撼。

    全书的主要人物都紧扣住各自的性格来展开情节。赵宝成的性格，粘糊糊的，但有心数，也有毅力。加在他身上的包办婚姻的束缚，他永远也接受不了，谁也无法改变他的看法。他内心对他名义上的妻子菊个儿也同情，也知道提出离婚会伤害到她，但权衡轻重，他必须提出离婚，九头牛也拉不转他。

    总之，《悠悠玄庄》有两个方面相当突出的成功：一是带着深情真正以行家和亲历者的身份来写农家的劳动和风俗，一是紧扣住性格来刻画人物和展开情节。这两个方面作者都很明确坚定，因此为小说艺术上的出色成就奠定了牢固基础。

    此外，我还想提到小说的一点特殊贡献，就是敢于反土改的“左”。作品写农会召集的批斗赵太世的大会已经进入僵持状态，恰好周玉熙区长赶到。他指出了有些人看着赵太世家日子过得比较好，就想把他家划为“富农”、分他家的土地的错误做法。周玉熙本人在玄庄当过十年教师，他对赵家的各个方面都了解得非常透彻，因而为这个实际上是中农的家庭平了反。过去我们一些写土改的作品很少敢碰这类问题。丁玲1948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是反“左”的，但她还有点顾虑，较多从侧面写了土改中的曲折和错误，像顾涌曾被错划为“富农”，甚至还被划为“经营地主”，后来才纠正过来。正面写到土改中的“左”，有力地揭穿这种“左”，这应该是《悠悠玄庄》的功劳。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