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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中国驻奥大使史明德夫妇的热心安排,使我们采访国际著名学者约翰·奈斯比特的愿望得以实现。奈斯比特出名,不是因为他的代表作《大趋势》一度风靡全球,销售量超过1400万册,更因为他在书中对世界发展的预言一一成为现实。当我们来到其在维也纳的寓所时,他热情相迎,谈笑风生,穿一件黑色短袖衫,完全不像一位83岁高龄的人。现任奈斯比特中国研究所所长的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同时接受了采访。
约翰说,近年,他俩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3年出了4本有关中国的书。这不,过几天要去俄罗斯和土耳其,任务是介绍中国。在中国时,他们研究中国;到了国外,仍在与别人谈论中国。约翰说,他首次访华是1967年,之后常去中国,但真正与中国结缘是1996年与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一次谈话。
若干年前,约翰曾预言,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的中心之一。当谈及他的这一观点是否需要修正时,约翰表示,这是昨天的看法,将世界划分成若干势力范围的思维模式已过时。未来世界将是一个整体,经济领域的世界一体化已在显现。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虽排名第二,但仅为美国的1/3;中国的军事力量、文化影响力还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但我们看到,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美国则已进入慢速道。中国领跑纳米技术，美国领跑生物技术,中美在不同领域各领风骚的现象将长期存在。
多丽丝说,欧洲原本有能力、也有潜力成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但目前的欧洲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缺乏将欧洲团结起来的机制。欧洲出现了“伟人真空期”,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都是“选票导向型”政客。他们的所作所为,受国内选票左右。他们应对欧债危机时的踌躇不前和思前想后,反映出他们的心态已很难摆脱“选票思维”。他们不能从欧洲长远发展的需要来考虑问题,提出目标和政策。另外,欧洲人崇尚民主,但缺乏一个能团结所有欧洲人的民主机制,欧盟27个成员国常常是各吹各的调。实际上,欧盟的主要决策由德法主导,但德法又不是由其他成员国选出的协调人,而是依仗经济实力自封的,因而常导致协调失败或协调决议不能贯彻。德法也常常面临“出力不讨好”的尴尬。
解决欧债问题的根本是促进经济增长。但默克尔等债权国的政要为了安抚国内选民,却强压希腊等高债务国接受一轮又一轮节支计划,使实体经济更难获得贷款,使更多的失业人群流落街头,使欧盟内部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影响欧盟在其他问题上达成共识。这好比医生给营养不良者开出的处方是“断食”,结果必然是越治越重。再看看中国是如何应对危机的。中国政府的思路清晰,就是要保增长,要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包括增加对科研、创新能力和教育的投入,增加社会开支,设法拉动内需,动员全社会来应对,积木成林,形成了强大的抗危机能力。
他俩指出,中国的传统价值观重社会、重集体、轻个人的倾向相当明显,崇尚个人为大家作贡献。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中国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中国社会也在迅速改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提速,中国正在向以“尊重个人”为标志的新的发展阶段迈进,努力寻求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他们在成都历时一年的调查,令人耳目一新。
有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同时面临全球化、信息化、全球资源紧缺、环境负荷饱和等众多挑战。约翰认为,与中国面临的城乡差别相比,这些挑战都是第二位的。如何破解缩小城乡差别的难题,也因而成为他们研究中国的重点课题。他们在成都看到,当地政府为了让农民富起来,帮助成立了农业公司,鼓励农民将土地使用权出租给农业公司。农民可以带土地入股,进农业公司工作;也可以只让土地入股,本人进城工作。对进城工作者,市政府给予其城市居民待遇,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同时参与农业公司的土地分红。这种包括土地使用权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由农民自主决定等三大要素构成的做法,核心是尊重个人权利。成都的做法是为农民富起来创造条件,这正是中国下阶段改革面临的重点课题。
(本报驻维也纳记者 方祥生 本报维也纳3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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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奈斯比特
约翰·奈斯比特是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曾就读哈佛、康奈尔和犹他三所大学。1963年,他被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为教育部部长助理,还曾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后进入企业工作。奈斯比特的代表著作《大趋势》与威廉·怀特的《组织的人》和阿尔文·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并称为“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三大巨著。
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站在全球的高度,精辟地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奈斯比特相信“中国模式”将影响整个世界。(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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