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新生代农民工,要建立平等制度

    3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的调查报告《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是个重大问题》。文中所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是当下诸多社会现实问题的一个聚合点。正视、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是建设公平正义社会的必由之路。

    农民工,是以往制度安排传承下来的结果。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因为这些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生代,其对沿袭至今、仍可决定其人生路径的制度化安排的“耐受力”越来越弱。随着他们认知能力的增长,随着他们因很早就要开始的漂泊人生,而“被迫”进行的城乡不同制度安排比较的增多,他们对导致其处境的制度的“耐受力”越来越弱。比这更严重的,是他们对这个制度的反感、反抗并付诸行为并最终形成群体性行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诚如该调研报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改革开放、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他们是基本脱离农村而又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一个体量巨大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的社会态度及其行为选择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对中国现今远远落后于社会转型现实并拖住了转型进程的户籍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福利制度、教育制度等,形成了倒逼之势。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背景和环境与其父辈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他们成长在信息相对开放的环境中,其初始接触的社会价值观念并非都内嵌着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等意识,他们不像父辈那样有过饥馑的经历,其向往城市生活的意识,不是基于温饱,而是基于机会。因此,在依据自己意愿选择行动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更少土地的依赖、生活的逼迫,更多的是对平等的预期、对机会的向往。

    应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意识和向往一点都不过分,甚至一点也没有超出中国经济的实际负担能力。导致1亿多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社会边缘群体的最重要根源之一,就是一些变革进程过慢的制度结构,大大限制了社会的容纳能力,从而把如此巨大数量的新生代农民工,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一个稍具平等意识,身在城市,心却无处安放的社会边缘群体,不利于一个国家的顺利发展与和谐进步。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发展之路就难言坦荡。

    当然,解决这一问题的动力不应来自“怕”,而应该出于“爱”,出于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生而平等的权利意识。中国的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付出得太多,牺牲得太多,完全应该在国家制度层面,迅速革除继续导致城乡不平等的制度限制,建立吸纳、融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平等制度,使公平正义社会根基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