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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扶林的大半辈子充满了“变数”。
他始终在适应不同的角色，始终在摸索，有时主动，有时被动；有时收获惊喜，有时难免失意。
他不言放弃，似乎在等候一个“馅饼”从天上掉下来。
“王大胆”，这是同事送给他的雅号。
直到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问世，他的能量才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那时，他已年过半百。
二十五载春秋已经缓缓滑过，但这部作品至今依然镌刻在不少人的心坎上，酿成甜蜜的回忆，“王扶林”这个名字也被凝练成为某种象征。
“在王扶林身上，体现的是长达40年的电视剧发展史；体现的是从‘丑小鸭’到‘俏天鹅’的电视剧艺术道路；体现的是电视本身从‘幼稚’走向‘成熟’的电视文化现象。……作为电视艺术家的王扶林，已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已构成了中国电视剧的标志与化身。”10年前，由高鑫和吴秋雅合著的《20世纪中国电视剧史论》里这般评述道。
如今，王扶林深居简出，多数时间游离于大众视野之外。但“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不时地成为“话题”，而且恐怕还得不断地“话题”下去。
一个问题自然地泛起：为何《红楼梦》的执导棒会交到他的手上？
答案充满了励志色彩：在失意与困厄中站起来，朝前走，不回头。
王扶林向电视剧艺术顶峰攀爬的这条路，鲜花在前方摇曳，脚下却布满荆棘。
学的是表演，干的是剧务，工作在电台，成就在电视
“陈毅市长特来车站送行，场面十分壮观”
当初，王扶林计划一辈子吃外文饭，“我小学二年级就学英文，中学英文成绩在全校属前几名”。
哪知道偏科偏得厉害，外文能顺利拿下，其他的功课就有点捉襟见肘了，想跨进大学的门槛是妄想。
他把目光投向了戏剧学校。在上海长大的王扶林，寓所附近被多家影剧院包围着。他身处其中，耳濡目染，大受熏陶，不仅酷爱话剧还涉猎戏曲，哼唱过京剧，操练过京胡，学吹过竹笛。
1942年，戏剧电影艺术家黄佐临以“齐心合力，埋头苦干”为信约，与黄宗江、石挥等人创办了“苦干剧团”。他们演出过《正在想》、《秋海棠》、《福尔摩斯》等话剧，王扶林就坐在台下，眼睛里发出光芒。
抗战胜利，庆祝活动连连。中学生王扶林也按捺不住，找来一个叫《反间谍》的话剧剧本，征得校方同意，组织同学排练起来，并如期在内部演出。
戏剧越来越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以致影响到了学习。1949年5月沪上解放，百废待兴，上海市立戏剧专科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表演系广纳贤才。他多次应考，文化课始终是块绊脚石。几番努力，屡败屡战，终被录取。
原本他认为学戏剧是很好玩的一件事，“不费力气而名利双收”。等到步入学校的大门，才发现戏剧也是一门学问，“自己从表演到理论水平，和同学相比，差距之大，连我自己都万分吃惊”。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没听过；中外名著，没看过几本；中国戏剧史、西洋戏剧史，一窍不通……
“我逐渐醒悟，除了表演课需要下苦工夫，提高作为艺术工作者应有的文化素质和理论修养也是十分重要的，如不加紧赶上，自然被淘汰，形势十分严峻！”王扶林开始发愤，在师长的引领下，好不容易才摸到了戏剧的大门。
问题又接踵而至。他发现自己当众表演就浑身紧张：他演匪兵甲，形体缺乏控制，一不小心就把道具“大树”撞倒了；他演工人，冲到资本家的办公室时，用力过猛，一脚踹穿了布绷的墙壁……考学时主题词是“落榜”，上学时主题词成了“落选”——再排演剧目时，他不得不靠边站了。
王扶林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
他自告奋勇当剧务，不顾多数表演系的学生视其为苦差。
二年级时，学校排练老舍的《方珍珠》，王扶林被安排饰演个小角色。无奈之下，他开始了“打杂”生涯。心想“打杂”干好了，也长本领：别人还在被窝里享受美梦，他已经把排练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排练时间临近了，他主动催促大家别迟到；舞台某个部门缺这缺那，他热心搭把手帮忙解决……为了一个鼻烟壶的道具，大夏天的，他跑遍上海四马路，终于找到并按时交给了演员，赢得了老师的激赏。
他以为总算定位清晰，计划在戏剧的道路上奔波，哪知道问题又突如其来，给王扶林的人生规划设置了一道障碍。
1952年9月，毕业分配，当得知自己和10名同学前往北京中央广播局报到时，王扶林的心情一下子凉到了底：“南方人到千里迢迢的北方，远离家乡，简直不可想象；最大的思想问题是，一辈子脱离舞台，躲到幕后用声音和听众在空气里相识，更不可想象。”
然而，当时的情境下，服从分配是主旋律。
这是解放初期大学毕业生首次全国统一分配。整个上海，分配到中央广播局工作的有百余名技术类和文艺类的年轻人。王扶林理性上服从分配，感情上却眷念上海，但终究还是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一位大人物的出现，总算让他有了些许安慰，“陈毅市长特来车站送行，场面十分壮观”。
国庆节前夕的首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事事处处渗透着解放后人们欢欣鼓舞的气氛”。既来之，则安之。王扶林暗下决心在新的岗位上放手一搏。
广播演员是靠声音吃饭的。操着南方口音的王扶林开始苦学普通话，“我的嗓音闷哑、干涩，如何悦耳，有待于刻苦努力”。他面对墙壁，一遍又一遍地练，“练得嘴干舌燥，两颊发木”。效果立竿见影，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敢于来到学校和工厂，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声朗诵文学作品。
1954年，他又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由广播演员转行当导演，时年23岁。经验不足，加上身边有人故意制造麻烦，等着看笑话，“经常躲在被窝里哭鼻子，那几年的导演生活太难熬了，真想撒手不干，最后还是忍了下来”。
王扶林彻底由“戏剧人”转变成了“广播人”。他导演了儿童广播剧《五个杏儿》和《青蛙公主》，根据安徒生作品改编的《皇帝的新衣》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联播》节目中播出了片断，这在当时算个稀罕事……生活有声有色地铺展开来，心也渐渐地安稳了。
1958年5月1日，中国电视横空出世，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62年末王扶林正式调入电视台，开始了电视导演的生涯。
从前的经历，让王扶林变得丰满，其中凝练出来的精华，他照单全收，投射到电视领域里，成为资源富矿。
上学时，恩师的教导永志不忘。他视黄佐临和丹尼这对夫妇为启蒙老师，“他们让我明白如何观察生活、捕捉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
朱端钧是著名戏剧教育家与话剧导演。王扶林记得这位儒雅的师长善于启发演员根据自己对角色的理解进入创作，“朱老师在排练中，言传身教，告诉我们戏剧是综合艺术，作为导演应该充分发挥各个工种的创造性，完成导演构思，不要自命不凡，唯我独尊，这是当好导演的基本功。这成了我导演工作的座右铭”。
当剧务的日子不乏意义，王扶林感觉自己的组织能力得到了有效的锻炼，“这点基本功，在我当了导演后发挥了作用，尤其是拍摄大型电视剧《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导演的艺术水平固然起决定性的作用，作为总导演的组织能力，也不可忽视”。
从事广播工作，让王扶林真切地明了，如何用声音来表达人物的内心，如何用语言来塑造人物的性格，如何用音乐来烘托情绪、加强节奏、渲染气氛。
语言的修养和音乐的鉴赏，是电视导演必备的基本功，“现在许多电视剧，演员的语言表达不过关，连逻辑重音都掌握不好。交待重要剧情的时候，音乐干扰人物对话，画蛇添足，甚至每集从头到尾铺满音乐，我想任何作曲家都不愿把自己的作品放在搭配的位置上”。
看似学非所用，但在关键时刻，这些经历犹如一块块垫脚石，赋予他向上攀爬的力量。
总是第一个“吃螃蟹”，有时又吃不好，但还是咬牙坚持
夏衍说：“我看了《党救活了他》，印象很好！在反映同样题材的文艺作品中，这个戏很好。电视剧大有前途”
电视在中国蹒跚起步，王扶林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初创时期的电视文艺节目，经常要直播舞台演出实况。导演提前观摩，确定直播机位，事无巨细，都要过问。王扶林就因为长期坐在观众席上借着舞台的余光写分镜头，过早地戴上了花镜，由浅而深。
组织文艺晚会是王扶林和同事们的另一项工作。当时，领导提出电视上要播放在剧院里买票看不到的节目。王扶林开动脑筋，联想到自己在校学习期间要登台表演戏剧小品，这不正符合要求吗？于是，他来到中央戏剧学院挑选节目，结果收获颇丰，把部分戏剧小品进行加工整理，就直接搬上了荧屏，和同事一道组织了两次《笑的晚会》。
“在我的记忆中，把戏剧小品搬上电视，是我的创意。”而这些戏剧小品从风格到形式和现在的小品大同小异，其中小品《吃鸡》在1984年的春晚上还重播了。
除了直播舞台演出和组织文艺晚会，电视剧开始全面闯入王扶林的生活。
1958年9月3日，有报道称上海钢铁厂工人邱财康因为保护国家财产被严重烧伤，医护人员全力以赴给予抢救，巴金以万字篇幅，在《人民文学》刊登报道：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电视台文艺部领导胡旭决定和王扶林一起抓住这个题材。翌日晚上7时，他们联合执导的报道剧《党救活了他》面世。
“我看了《党救活了他》，印象很好！在反映同样题材的文艺作品中，这个戏很好。电视剧大有前途。”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这般评价道。
1959年10月17日，北京电视台直播了由高方正编剧的三集电视剧《新的一代》，导演就是王扶林和笪远怀。这是一部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作品，也是我国电视剧史上首部多场景的大型电视剧，播出时间达到90多分钟，而其他的电视剧都不超过半小时，并且剧作规模空前，一共有十多个人物，六七个拍摄景点，横跨三个季节。
拍摄场地狭窄，拍摄设备简陋，给创作出了不少难题。王扶林展现出“王大胆”的风采：他用16毫米胶片到清华大学、颐和园、建筑工地拍摄了一些外景，在电视剧直播过程中适当插入，用于剧情的衔接与场景的转换，甚至还作为回忆、倒叙的内容，成了当时名副其实的“大制作”。
1963年8月17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电视剧《火种》，讲述的是黑人抗争种族歧视的故事，是个国际性的题材，导演还是王扶林。作品播出时，20万美国黑人正举行盛大示威游行抗议种族迫害。8月23日，马丁·路德·金率领一支庞大的游行队伍向华盛顿进军，为全美国的黑人争取人权，并在林肯纪念堂前向25万人发表了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可以说，这部电视剧是对这场争取自由、平等运动的一次国际性的配合。
经历了十年“文革”的重创，历史迎来新纪元，电视剧也开始复苏。这时，王扶林再次走在前列。1980年，他和都郁联合执导了中国首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共分9集，每集35分钟左右，全剧约2000个镜头，100多个场景，分别在北京、庐山、九江、汉口、福建等地录制，投资10万元，共拍摄97天。
这次，王扶林说自己当了一回彻底的“勇敢分子”，但结果是遭遇了“滑铁卢”。
经费不够，人员不足，技术力量缺乏，拍连续剧的条件都不具备。“王大胆”心想，别的本事没有，有的就是干劲，不怕吃苦。
但一味地蛮干往往得不偿失。现在回想起来，王扶林自认出了不少洋相：“主角江波的国民党军装，没有时间特制，只能借。借不到裤子，只好将人物的全身镜头改为半身镜头。领子太小，系不上风纪扣，国民党少将高参居然整场戏都敞着领子；帽子太小，就拿在手里，作戴帽状；8个匪兵，只借到两条裤子，于是，让有裤子穿的匪兵在前景，用他们的身体挡住后景没有军裤的另外6个兵的下半身，可谓煞费苦心。”
有位观众怒了，撰文批评这部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生搬硬套、脱离实际、破绽百出、质量粗糙。
失败的滋味涌上心头，并没有浇灭王扶林已经孕育着的梦想。
1979年10月，他被派往英国考察电视节目制作。在那里，他发现，不少文学名著都被改编拍成了电视剧，老百姓乐此不疲。当时他就思忖：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文学名著也搬上荧屏呢？为什么不利用电视这个新媒介来普及中国的名著？
他足足等了三年时间，经过多番认证，《红楼梦》拍摄计划正式立项，导演的“宝座”摆到了他的面前。
“也许是因为我曾建议发展连续剧，建议把我国古典名著改编为连续剧，使台领导有所考虑吧。”王扶林这般揣度“上意”。
但是，他也庆幸找到一个时机全面地证明自己，尽管并不知道前路有多少坎坷。
前有“拦截”，后有“追兵”，左奔右突，终于练就“首尾全龙第一功”
吴祖光说：“我觉得贾宝玉最难找，贾宝玉还没有生出来呢！他是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现实生活中哪儿去找？”
《红楼梦》要拍成电视剧的消息一发布，质疑声滚滚而来。
“我心里清楚这副担子挑起来不容易，不被压倒，也要累得不是人样儿，还不定有什么后果。赶上点儿了，只好打肿脸充胖子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前走吧。但有一条我可以保证，一定百分之百的努力对待创作。什么名利，成名成家一概抛到脑后，虽不是上刀山、下火海，这部《红楼梦》足以让我终日惶恐不安。”王扶林体验到了决绝的心境。
一个好汉三个帮，他开始邀请“同好”加盟，结果不少人见着他就躲，“怕惹一身腥”，理由很直接：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白耽误时间。
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快人快语：“我觉得贾宝玉最难找，贾宝玉还没有生出来呢！他是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现实生活中哪儿去找？你们万一拍不成，就是因为贾宝玉找不着。”王扶林知道这是一番大实话，看似一盆冷水，却也语重心长。
王扶林决定静一静，全身心地扎进《红楼梦》，认真地阅读，“向曹雪芹先生请教”。
他的前岳父王芸生伸来了双手。这位在新闻界德高望重的老人，为王扶林提供了著名红学家吴世昌的电话。王扶林的面前曙光乍现。
杂音依然难息。电影界发话了，建议中央电视台放弃这个计划，因为一些年长的著名电影导演早就盯上了《红楼梦》。
压力来时如山倒。
当时的电视剧是个“小字辈”，与电影的号召力不可同日而语。纵观王扶林的电视剧导演生涯，电影总是在一旁如影随形，题材上都是直接“撞车”。
他拍了反映台湾同胞思乡的电视剧《何日彩云归》，根据同一部小说改编的剧本，也拍成了电影《情天恨海》；他把蒋子龙的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改编拍摄了同名电视剧，一举摘得首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并且培养出了当前大名鼎鼎的陈宝国，而同名电影也跟着问世；这回，拍摄电视剧《红楼梦》，电影继续“不依不饶”。
王扶林懂得，电影是电视剧的“老大哥”，自己还不断地从电影里吸收营养，学习表现手法的技巧和独到的风格特色。这样的“短兵相接”，正好可以激励自己和“老大哥”竞赛的劲头。
1984年2月9日，电视剧《红楼梦》在北京西郊香山干休所试拍；同年9月10日，在黄山正式开拍，准备拍摄25集，计划投资500万元。1985年春，北京电影制片厂宣布投拍电影《红楼梦》，共6部8集，获取的资金是2000万元。
年轻的演员们心里没谱，王扶林给他们做心理工作：电影是“老大哥”，拍的是“提高版”；电视剧是“小儿书”，拍的是“普及版”，所以要放松心态，各自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没必要有过多的顾虑。
曹禺给了王扶林底气。这位戏剧大家读罢电视文学剧本《红楼梦》的提纲，对王扶林和编剧周雷说，与电影及戏剧相比，电视连续剧是改编《红楼梦》比较理想的艺术形式。像《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巨著，如果仅仅摘取其中一段，或加以浓缩，表示这就是《红楼梦》，那就太对不起曹雪芹的辛勤劳动和民族的“大国宝”了。
除了曹禺，电视剧《红楼梦》还邀请王昆仑、沈从文、启功、周扬、王朝闻、杨宪益、吴冷西、周汝昌等担任顾问，他们犹如一道屏障，给王扶林和剧组以庇护与支撑。
经过研究，王扶林慢慢确立了创作的基本规则，比如，“每集要有大霹雳，不断放出小霹雳”，“这是一部闺房戏”，“整体风格要细腻、抒情、自然”。
他以黛玉到贾府来吃饭为例，“我们用很多镜头来渲染她的小心、谨慎。因为她是从另一个地方过来的，早就听说过贾府特别有钱而且规矩很多。她看别人怎么拿筷子，看别人吃完饭如何漱口、擦嘴，看别人喝茶是个什么样子。如果你认为这些都是生活小节，没多大意思，不是什么重要的情节，那就忘了《红楼梦》的风格”。
王扶林开始把握住了《红楼梦》的魂魄。他的理解是，这部名著就是通过一些细节的描写，烘托出人物的性格，烘托出贾府这个豪门那一套封建家庭的规矩。如果忽略了这些，只是粗线条地去表现大起大落的情节，那就不是完整的《红楼梦》了。
他对演员的启用真切地体现了“王大胆”的风范：“《红楼梦》写的人物年龄都比较小，所以我就特别强调这个演员的素质，要求他纯，要求他真，要求他善，要求他美。我不把演技放在第一位，看重的是这个人的素质以及他的表演潜力。所以，进剧组的不管是主要演员还是次要演员，基本上都没有上过镜头，或者是没有演过戏的，或者不是文艺这个圈子里的。”
他不反对使用名演员，因为明星的号召力不容忽视，但他明确反对“名牌主义”。挑选演员，前提是必须符合角色的要求，能全心全意投入角色创造，而不是把名利放在首位。
他提倡尊重编剧的劳动，绝不任意改动文学剧本；他谈及改编古典名著，首要的是尊重原著，不能耍小聪明，加油添醋地搞所谓的“创新”。
导演了《红楼梦》，又担任了《三国演义》的总导演，王扶林深深地体会到，能把曹雪芹和罗贯中所表现出来的精髓，部分地反映就已经是难上加难了。许多红学家大半辈子从事红学研究，直至现在，仍有新的研究问世，“二十余年后的今天，再翻阅原著，我仍有新的理解和新的启示。在我国古典文学面前，要提倡老老实实地虚心学习。当然，我绝不反对用电视特有的手段创造性体现原著。我提倡导演学术化。”
9600多个镜头，先后到过10个省市41个地区的219个景点，主要工作人员150多人，最终耗资680万元……1987年5月1日，电视剧《红楼梦》正式亮相，伴随着的是那首《枉凝眉》唱响神州大地。
那时，周汝昌正客居美国，获悉《红楼梦》拍摄完毕，欣然赋诗一首：“海外遥申祝贺词，从头回顾忆当时。开年盛事传嘉话，辛苦经营数载知。乍展荧窗百态丰，鲜葩阆苑粲新红。朱楼搬演多删落，首尾全龙第一功。”
周汝昌回国没有多久，就有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美籍华人朋友来函盛赞这部作品，说他们夫妇每天都看得如痴如醉。美国著名红学家赵冈也给周汝昌来信，告知自己每天都在看电视剧《红楼梦》，获悉他是顾问，拜托他设法帮忙找到一套拷贝。
“终于拿下来了！”王扶林如释重负。
“我们向王扶林导演致敬。因为有了他，无论是太虚幻境，还是虎穴龙潭，无论是宝黛钗的曲终人散，还是刘关张的义薄云天，都成为我们不能淡忘的记忆。面对古老中国或是新生中国的往事，倾注信念和创意的表现，都曾为审美带来快感。我们感谢王扶林导演！”2010年3月，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首度颁发杰出贡献奖，王扶林是六位被致敬者中的唯一男性。
“智慧掩埋痛苦”，这是挚友康征为他撰写的传记书名。王扶林凭借才华与毅力，不断地抗击干扰，化解困境，在我国电视剧发展的长途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本报记者 王国平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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