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文明的根基

    ●秦帝国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是它创建了中国的统一文明，而不是其他时代。

    ●作为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深入透视，需要全面研究中国原生文明七大时代，对其进行更为系统地理论说明，最终明确我们的文明根基。   

    ●揭示中国原生文明的强势生存本质，揭示中国原生文明在前三千年历史实践中的强大生命力，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具有着再造生命状态的深远意义，是我们实现新文明跨越的最基本的条件。

    ——孙皓晖

    记者：文明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解读多种多样，您对文明的理解是什么？《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中所指的文明，更多是从制度、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层面来进行阐述。在我看来，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应该也是文明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据我了解，西方的一些文明史研究往往更多地把生产力的发展史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对此，您有何见解？

    孙皓晖：中国人文学界文明研究很薄弱，所以对这个概念很模糊。

    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文化涵盖了文明，连《辞海》也是这样解释的。1978年的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也只有文化词条，没有文明词条。在世界大型工具书中，我们是唯一没列“文明”词条的国家。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对民族生存方式，对国家生存方式的研究，还非常缺乏自觉意识，还非常浅层化。我们所具有的，只有种种形式的文化研究，而缺少文明研究。将文化研究混同于文明研究，反映了我们在文明研究方面的混沌。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文明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整体生存方式。就最基本方面说，文明包括了四个基本面：其一，一个民族群在进入国家时代后以社会制度为核心的所有创造形态；其二，一个民族群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所有实践形态；其三，一个民族群的社会生活方式；其四，一个民族群在历史与现实中所产生的全部精神创造物，也就是种种形式的社会文化。当然，也包括了你所说的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与创造。生产方式，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嘛。

    对于近代史以来的中国社会意识，我们应该强调的是：文明是整体，文化只是局部形式；文明包括文化，文化不能包括文明，更不能取代文明。

    从这一点说，我们需要一场艰苦的文明意识的启蒙。

    记者：您笔下的“中国文明”和为更多人常用的“中华文明”有区别吗？如果不同的话，二者之间有何关系？

    孙皓晖：我之所以使用“中国文明”，而不使用通常人说的“中华文明”，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更为古老的先秦概念，直到近代史以来，也成为世界称呼我们这个国家的正式名称，使用“中国文明”，具有历史的连续性。而“中华”称谓，据我的一个专家朋友考证，是孙中山时期发明的一个近代名称，历史性要薄弱得多。尽管如此，从一般意义上说，将我说的“中国文明”理解为“中华文明”，也没有什么错误。

    记者：从《大秦帝国》这部小说的创作开始，您就开始提出和探讨“中国原生文明”，这套《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应该说是您关于这一问题的另一种形式的思考和解读。听说您当年是从西北大学辞职而开始对此进行长达十几年的专门研究的，什么原因使得您有如此强烈的兴趣，长期关注这个问题？

    孙皓晖：是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是《大秦帝国》的思想延续与思想扩展，但不是另一种形式的重复。历史小说的《大秦帝国》，是形象地再现中国原生文明最高峰——秦帝国时代的鲜活生命，它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中国原生文明的一个时期，而不是全部原生文明时期。再者，历史文学毕竟不是直接诉诸理论形式的研究成果，许多更为深入的思索无法表达出来。所以，作为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深入透视，仅仅有《大秦帝国》是不够的，还需要全面研究中国原生文明七大时代，对其进行更为系统地理论说明，最终明确我们的文明根基。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就是完成这个任务的。

    对于我而言，探索中国文明根基的动力，来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明的扭曲思潮对我的触动。黄色文明落后论、中国文化酱缸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理论。我强烈地反对这种理论，反对风靡国人的自我丑化、自我矮化意识。但是，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要有“深水炸弹”，要有传教士一般的执著，去做出有力的证明。我以为，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国文明的价值，对于中国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关乎我们这个民族群的生命状态的根本大事。

    所以，我中断了法学研究，进入了中国文明的研究。虽然，路途是曲折的，也是艰难的。但是，随着研究与工作的深入，我更加认识到澄清中国社会文明意识的艰难性，也更加认识到这一工作的深远意义所在，也就从来没有过转移或放弃的想法。

    记者：您在书中写道，“秦帝国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是它创建了中国的统一文明，而不是其他时代”，认为秦帝国时代是“中国古典文明高原的最高顶峰”，并且对中国前三千年文明史有极高的评价，认为从汉武帝时代也就是从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起，中国文明开始出现“千丈瀑布式的历史大落差”。您是否能够用较为概括的语言来描述这前后两个阶段的文明状态。

    孙皓晖：概括地说，中国文明五千年，前三千年和后两千年是有很大不同的。前三千年，是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包括了具体的七大时代（五帝时期、夏、商、周、春秋、战国、秦帝国时期）。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七大时代，中国文明始终是不断上升、不断跨越、不断完成创造性变革的；直到秦帝国秉承了前六大时代的历史遗产，创造性地统一了中国文明，为我们留下了颠扑不破的大一统国家形态与统一文明形态，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才“宣告”结束。

    从汉武帝开始，我们的文明形态出现了巨大的历史落差。两个基本方面的标志是：其一，我们的文明与文化，从自由竞争人为地强制地转向了“独尊”；其二，中国文明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变革与大飞跃，而呈现出不断衰落的总体趋势，唐宋之后，更是严重地僵滞下滑。也就是说，作为文明灵魂的文化与思想体系，我们僵化了；作为文明生命的国家创造性，我们萎顿了。

    归总说，中国文明的生命状态，在前三千年和后两千年表现出悲剧性的历史落差。出现这种历史悲剧的直接原因，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

    记者：如您所说，对文明历史的反思是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必做任务。而“强势生存”，是您总结中国前三千年文明历史经验后得出的核心理念。揭示这一点在当下有何意义？

    孙皓晖：首先申明：强势生存，不是主张强力侵略与暴力战争，而是中国原生文明的生命力与核心价值观。这种核心价值观所支撑的中国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与强大创造力，在汉武帝之后日趋衰减，以致西方列强崛起时我们已经成了任人宰割的“古老肉”。也就是说，自近代史以来，中国文明的强势与自信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在救亡图存的一百余年中，我们对于重建强大的中国文明，许多人已经基本上失去了信心，跟在西方文明后面亦步亦趋。

    1949年以后，我们曾经短暂地恢复了重建中国文明的自信心。但是，历经改革开放数十年，随着日渐融入世界潮流，我们的社会思潮又弥漫出浓厚的“西方理想”，许多人企图以放弃中国文明根基为基础，以西方文明为模式“深度改造”中国。应该警觉的是，这种思潮正在西方世界的支持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渗透于我们的社会。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揭示中国原生文明的强势生存本质，揭示中国原生文明在前三千年历史实践中的强大生命力，以使我们的社会意识越过两千年萎顿期，直接与前三千年实现精神对接，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具有着再造生命状态的深远意义，是我们实现新文明跨越的最基本的条件。

    记者：您这些年的创作和研究，大概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关于“中国原生文明”这一问题，还有何未解之问？是否将继续下去？

    孙皓晖：围绕有关中国文明的研究和著述，我已历经了三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之前，是开始“转行”之后的基础研究；1992年开始到2008年，是文学表现阶段；2009年到目前，是理论研究阶段。

    这个阶段，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至少，要完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约稿，于今年之内完成《强势生存：中国文明核心价值观之历史解析》。

    之后，我将进入文学与理论并进的阶段。一方面，完成《马背诸侯》，将前三千年的几个重大时代（大禹治水一直到秦为诸侯）用文学形式再现出来，使今天的社会对我们更为深远的文明根基有一番切实的了解；另一方面，深化中国原生文明研究，再写一部历史哲学性的文明研究著作，深度解析中国文明，展望未来世界文明格局中的中国文明的价值地位。

    那时候，我才能真正画一个个人治学生命的句号。（本报记者  吴 娜）

    2月光明书榜：《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