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史实，不容否认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2012年2月20日，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在接见到访的友好城市中国南京市代表团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海内外激起强烈反响。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有必要根据受害者中方、加害者日方和当时处于第三方中立地位的西方国家的文献资料，厘清史实，以正视听。

    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日军暴行的铁证

    （张宪文 教授）

    为了给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提供更多的第一手史料，并且也为了更加有利于批判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谬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联合海内外20多个大学、档案馆、研究机构的100多位教授、研究人员，共同开展史料的搜集和翻译工作。他们花了十年时间，先后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档案馆、图书馆及各类史料收藏机构，征集了大约5000万字的文献和档案史料、口述史料及当年的报纸、刊物等出版物。其中包括中文、日文、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的原始资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翻译、编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近4000万字共72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

    史料集的出版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这些原始文献，不仅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史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此人类惨剧的重要证据。

    史料集收录了日军连续不断地轰炸南京和中国军队为保卫南京与来犯的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的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战斗详报、战斗序列等。

    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原始资料，其中有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及伪政权掩埋尸体的具体记录，也包括日军处理遇难者尸体和毁尸灭迹的材料。埋尸记录，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证据。

    史料集收集了大批侵华日军特别是入侵南京的日军将领和官兵的日记、书信和证言。他们在日记中记载了其屠杀行为、内心感受等。如收录了1938年担任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陆军大将畑俊六的日记、战争后期担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的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的《战地随想录》、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的《阵中日记》、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陆军少将饭沼守的日记、第16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以及时任外务省亚洲司司长的石射猪太郎的日记等。这些日记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史料集收录了一批西方国家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材料。当时，一批美、英、法等国的传教士、新闻记者、教授、医师、商人及驻华使领馆人员，出于人道主义，以中立者的身份，留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救助受难的南京市民。他们是日军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他们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细、真实地记录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许多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的驻宁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这批第三者的亲历材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史料集收集了战后中国国民政府所做的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从1945年底至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深入南京市各区、各街道，重点调查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况，特别是日军大屠杀暴行事实，这些调查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史料集还收录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以及一批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有幸存者市民、幸存者官兵和外籍人士的回忆和口述材料等。这些幸存者都对日军暴行做了血泪控诉。

    总之，日军在南京实施大规模的屠杀行动，证据确凿，材料数量之多，可以形容为“浩如烟海”，任何人都无法否定这场暴行。日本右翼诬蔑南京大屠杀是中国制造的谎言，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方面的证据

    （姜良芹 副教授）

    1.屠杀

    中国守军教导总队营长郭歧亲眼目睹了南京的惨剧，1938年他逃离南京后，曾写成《陷都血泪录》：“日本皇军的检查手续既严密又彻底，加诸每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要通过检查，必须得通过摸头、验额、验肩、瞄腰、看手等关口。日军以手上的老茧、帽印等体貌特征进行甄别，使许许多多的普通市民也被日军当作中国兵加以屠杀。亲历者市民王秀英回忆说：“南京沦陷前，我家十余口人，到宁海路难民区避难。1937年阴历冬月十四日，日本兵突然冲进难民区，以检查中国兵为名，凡是头上有帽箍、手上有老茧的，都认为是中国兵，大批大批拉出去。我父亲和大哥也被拉出去了。事后知道是拉到下关江边集体枪杀了。”

    市民夏淑琴一家遭遇之悲惨，是南京无辜居民遭遇的典型写照。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30人闯入了九口之家夏淑琴的家中，将她的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大姐、二姐、小妹妹等7人全部杀死，当时8岁的夏淑琴和她4岁的大妹妹夏淑芸因身体瘦小、躲在床上的被子里没有被日军发现，才侥幸活了下来。1939年4月27日，伪南京维新政府的官员王鸿恩在一次讲话中，也隐晦地道出了日军的屠杀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南京市人口在事变以前，即党政府的全盛时代，计有人口一百零七万之多，及至事变后，人口骤减至十七万之数，相差几达九十万。此中原因，固然是一部分的民众受了蒋介石的恶意宣传，相率逃避，而其中的一部分则因误会或种种不可避免的关系而罹难散失与牺牲。……后来日本军队进城了，因为肃清残敌又杀死了好几万人，而中间最悲惨的一件事，就是一般无辜的善良民众，因为当时没有明显的识别，日本军队不能认识他们，听说也死亡了几万人。”

    2.性暴力

    曾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部野战救护处科长的军医蒋公榖在《陷京三月记》中写道：日军的强奸“不问老幼，只要是妇女，就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与八九岁的幼女，被他们撞着，亦决不会幸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之一的程瑞芳女士的日记，也记述了日军在安全区内实施性暴行的事实，她说：“真不得了，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六十多岁，一连三个兵用过，女儿四十多岁，两个兵用过，都是寡居，简直没有人道。”“今晚拖去共十一个姑娘，不知托【拖】到何处受用，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日军的性暴力还表现为粗暴的轮奸、罪恶的乱伦和先奸后杀等残暴行为。据南京沦陷前曾任南京某文化机关职员的李克痕《沦京五月记》的记载，城外沙洲圩有朱姓儿媳，遭4名日军轮奸，其公公、丈夫、儿子均逼令在旁观看，然后又先后命70岁的老公公去奸儿媳和17岁的儿子去奸母亲。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在南京“被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南京城里发生了将近2万起强奸案。”

    3.焚掠财物

    战后国民政府赔偿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不论是富裕如孙元良（孙时任南京卫戍部队第72军军长，财产损失合战前法币905440元）家庭者，还是贫穷如郭文贤（郭系南京车站分路伕，财产损失257元）家庭者，日军对南京市民家庭采取的是无分别的焚毁、洗劫。即便是曾任南京伪自治委员会会长的陶锡三，其住宅照样遭到日军洗劫。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的调查统计表明，“房屋被毁，农具损坏，种籽、耕牛缺乏，约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日军焚掠暴行不仅给中外民众造成重大损失和伤害，南京城本身亦被重创。日军的大规模纵火使20年代以来的南京城市建设成就几乎毁于一旦。

    蒋介石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对南京难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于1938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深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国外创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也于1937年12月20日开始对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暴行进行报道，并展望了南京沦陷后中国的抗战形势，指出“我军虽有局部失利”，但“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国”。

    日本方面的证据

    （曹大臣 副教授）

    1.“屠杀令”来自军方上层

    从现有资料看，最高命令来自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根据第13师团第103旅团长山田栴二的日记，1937年12月15日及16日两天，他分别派本间骑兵少尉、相田中佐去南京军部，联系处理俘虏事宜，得到的命令是“全部杀掉”。另一个较高层次的命令来自第16师团。据该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的日记记载，他对待战俘的态度就是“随意处置”，“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由于俘虏以千、万计，连武装都来不及解除，为防止发生意外，他决定增派部队乘坐卡车监视和引导。他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俘虏约有七八千人，他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置。中岛自己也亲自处置俘虏，他在日记中说：“今日中午高山剑士来访，当时恰有7名俘虏，遂令其试斩。还令其用我的军刀试斩，他竟出色地砍下两颗头颅。”

    日军对待手无寸铁的难民就更加肆无忌惮。冈村宁次大将在1938年7月13日的《阵中感想录》说，他到中支那战场后，据先遣官宫崎参谋、中支那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报告，“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俘虏，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人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其人”。

    2.日本政府知道南京暴行

    日军在南京的残暴行为，日本政府通过南京总领事代理的报告已经确知，并感到有必要加以制止。1938年1月6日，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在日记中记载：“上海来信，详细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暴行。信上所说的掠夺、强奸等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吗？这也许是日本国民民心颓废的表露吧。”东京审判时，石射猪太郎作证称，他将该报告立即送交了陆军省军务局长，其后陆海外三省举行联席会议。他在会上说，既然称为圣战，称为皇军，对这样严重的事态，就应切实采取迅速严厉的措施。翌年1月末，陆军省特地派本间雅晴少将前往当地，调查日军的军风军纪问题。不久，松井石根就被召回。

    3.日军对屠杀真相的隐瞒与欺骗宣传

    大屠杀期间，日军随军记者不断发表关于南京民众“安居乐业”以及有关“中日亲善”的报道，欺骗日本国内外舆论。

    如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刊文称：“被人们认为失去生机的敌都，随着江南春色的来临，终于出现了复兴的迹象。”由于日军的刻意隐瞒，大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审判时才知道南京大屠杀一事，《朝日新闻》在东京国际审判法庭的材料中说：“这一难以消除的民族污点，使他们陷入了深深的震惊中。”战后，南京大屠杀否定派陆续发表著述，选择性使用资料，宣扬日军在战时尊重平民，优待俘虏，不仅严重蒙蔽了日本民众，也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了障碍。

    西方国家的证据

    （张 生 教授）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美、德、英、丹麦等国处于中立状态，留下了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第三方证据。

    1.杀人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其日记中说，1937年12月13日，他们将1000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安排在司法部大楼里，日军将其中的400－500名强行拖走杀害，拉贝“被这种做法惊呆了”。1938年1月7日，他记述道，1个妇女因全家其余17个亲人被杀，恍恍惚惚地在街上疯跑；另一个妇女的父母和3个孩子被杀，她用最后的钱买了棺木，日本人抢去棺木，并给出理由说：中国人不必被收殓。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提尔在南京呆了两个星期。他在12月15日离开南京时，估计有5000到20000军人被屠杀。斯提尔的报道，被《纽约时报》记者杜丁证实，他写道：“大部分已经缴械、准备投降的中国军人已是求助无门，他们被有组织地搜捕并处决……有20000名中国军人被处决是极有可能的”路透社记者莱斯利·史密斯说：“12月15日，外国的记者团从日军方面得到了乘坐日本军舰从南京前往上海的许可。……我们在那里看到，日军在广场上把1000名中国人捆起来并让他们站好。然后将他们分批依次带走，把他们枪杀。是让他们跪着，开枪打穿他们的后脑。在场指挥的日本军官发现我们之后，命令我们立即离开。在此之前，我们观察到了100次左右用这种方法进行的行刑。”

    1938年1月3日，鼓楼医院美国医生威尔逊记录了前来求医的一个17岁男孩的证言：1937年12月14日，约10000名年纪在15岁到30岁之间的中国男人们被带到轮渡码头附近的江堤杀害，3个人死里逃生。这10000人中，约6000人是士兵，4000人是平民。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国人魏特琳女士1938年4月的记录说：南京的慈善组织红卍字会从1月中旬到4月14日，在城区掩埋1793具尸体，其中80%是平民；在城外，掩埋39589具尸体，约2.5%是平民。

    1938年初，美国情报机构破译了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1938年1月17日给日本驻美机构的绝密电文，内中提到：“自从几天前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周边地区所犯暴行的报告。可靠的目击者的口述记录和信誉毫无疑问的人士的信函提供了充分证明，即日军的所作所为及继续其暴行的手段使人联想到阿提拉及其匈奴人。至少30万中国平民遭到屠杀，许多实例都是残暴血腥的。”此电文后被透露出来。目前，原件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二馆。当时广田并没有对此提出反驳意见。

    2.强奸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后来确认，大屠杀期间，发生了20000起左右的强奸案例。

    强奸产生严重后果。不少妇女被传染上性病，安全区档案第211号案例纪录了一个妇女的惨痛经历：“12月13日，日本士兵抓走了她的丈夫，她被带到城南某处，并被关在那里。她每天晚上被强奸7-10次，只是到夜里才让她睡一会儿。她染上了3种性病：梅毒、淋病和软下疳，这几种病非常厉害。”美国传教士马吉在极困难情况下在南京拍摄的纪录影片说：“这是一位18岁的姑娘，被两个日本士兵轮奸。她正在医院治疗脚气病和性病，性病是由这些士兵传染的。全城像她这样的人有几千名。”被强奸致死的案例也比比皆是，安全区档案第63号案例记述道：“一个茶馆老板的17岁的女儿被7名日本士兵轮奸，并于12月18日死亡……在平安巷，一名姑娘被日本士兵强奸致死。”强奸还导致很多妇女怀孕。

    3.抢劫和纵火毁灭罪证

    拉贝说：“毫无疑问，日本人正在纵火焚烧城市，可能仅仅是为了抹去他们洗劫掠夺的痕迹。”他甚至总结出规律说：“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这类火灾的前兆迹象了：只要有大批卡车出现，那么稍过一会儿，房子就会燃起熊熊大火，这就是说，先抢劫，然后纵火。”事实上，“整个城市没有一家店铺没有遭到日本人的抢劫。”

    美国政府也很快得知南京的浩劫。1937年12月25日，他们得到了从南京出来的外国记者和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提供的信息：日军事实上侵入了除由外国人居住的每一栋建筑，系统地洗劫居民和商店，对滞留城中、包括难民营中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地侵犯，不加区别地射击和杀戮。

    抢劫和纵火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在1938年4月30日的报告中，指出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的直接经济损失:“南京31%的建筑被烧毁；店铺被烧毁的百分比更高；因军队在南京毁坏及抢劫所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到了1亿元；靠近南京的主要公路沿线的农村地区几乎被洗劫一空，并陷入缺少种子、牲畜、劳力和工具的困境中，他们播种的粮食作物仅为平常年份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