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在笔端

    欢闹的新年,难得的是从容和自我。

    走进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的家中,是一种日常的清静,反倒是那些绿植颇显生机。

    “平常是过年,过年是平常。”谢先生爽朗地笑起来,“衣食无虑,身体也不错。想想那些生活在底层的,有疾病的,我很知足了。”

    “现在还是冷水浴呢。”老伴陈素琰的一句话,更让我们诧异,“差不多40多年了。即便在冬日,也只是一件单裤而已。”

    “您今年80岁了,生日是哪天呢?”

    “几号,这不能问了,已经过了，保密。”先生充满童趣地应答。

    “被动”是他对自己的形容。“我是被‘推’着走的。很多会议,很多发言,我控制不住,也很矛盾。”

    但多忙他也不会忘记锻炼身体,忘记读书、写文章。“刚好趁这个空档,可以写写散文,写写自己愿意写的文章。”

    走过80个春秋,儿时春节的感觉依然停留在心底。“腊月的每一天都是在辛苦中劳作,在劳作的欢乐中等待,等待可以是一种焦虑,却是可预期的幸福。这一切,都在除夕摇曳的烛光里,缭绕的香烟中,也在近处、远处、此起彼落爆竹声中,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他在2011年12月31日写下这样的文字。

    新年前后,他的多篇文章陆续发表。

    “还有很好玩的事情。”谢先生兴致不减,“有些转变不是我刻意追求的。不起眼的文章,我都忘掉了,想不到竟然‘复活’了。在我,更有一种今年全年顺遂的暗示。”

    文字,记录着他的生活,也记录着他与光明日报的情缘。 

    “上个世纪50年代,还是大学生时,就很喜欢读光明日报,后来成了小作者。再后,一篇小文章,就像一个小石子投在湖面上,掀起大波。”

    那是1980年的5月7日。那一天,光明日报刊发了他两千多字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有人说,这是一篇使谢冕成其为谢冕的文章。这篇文章拉开了新时期新诗论争的序幕,也让他遭受争议和压力。

    “光明日报在发表时有没有压力,我不知道,但我始终很感激。”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和光明日报的友谊是建立在其工作人员上的。在历史行进中,这些编辑、记者给我的印象,他们所做的工作,使得我亲近这份报纸。这真的不是用言辞,不是用礼物可以换来的,靠的是心灵的沟通,是行动,是默契。”

    “最早是黎丁先生,非常专业。他在知识界有很多朋友,我是一个小青年,但经常来往,很投缘,我们是同乡。《在新的崛起面前》就是他约的,后来,一字不差地发表了。”

    “韩小蕙,很好的编辑。她编文荟版,发表了我的一批散文。有一次她约稿,我一直拖着。她没批评我,很宽容,后来我写了《不悔》。”

    “庄建,还有宫苏艺，都是我的学生。”

    50年的积累,50年的感情,如今成了一生的回忆:

    “我的学生很好。他们都很有才华,也很有个性,我很为我的学生骄傲。希望他们保持学者的纯粹性,作为北大学生应当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思想,抗拒世俗东西对我们侵害。他们都比我做得好。”

    “我希望中文系的学生能够会毛笔字,会繁体字,会很好地阅读古典书。就我个人而言,我的语文基础是在三一中学打下来的,基本的知识也是中学打下的,希望国家能更重视中学教育。”

    “当然,过年还是很高兴的,会和家人在家里吃团圆饭。”

    “除夕的宴会是榕城岁时的一个高潮。母亲的辛苦至此也是一个短暂的放松。除夕的夜晚全家都是盛装出席,母亲也不例外,此时她虽人已中年,却是一副成熟的青春气象:一袭素净的旗袍,带上耳环,发髻插上鲜花,头发依然乌黑而光可鉴人。只有此时,她才呼唤众人端菜上桌,招呼众人给父亲敬酒。她坐定她的座位,静静地分享着全家的欢乐。”在新年里,用文字记录故乡、记录亲人当是别有意味的一种过年。

    本报记者 靳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