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海外奢侈品购物潮

    海外奢侈品购物潮不是个小问题，而是对中国外贸管理体制提出的新挑战，应综合治理，要求有顶层的制度设计去平衡外贸，要求我们做强自己的民族品牌，同时还要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和理性的消费文化来合理引导中国人的高端消费，以形成拉动内需的新力量。

    短期应对：量化管理统筹设计

    海外奢侈品购物潮，肥水都流外人田，这是外贸管理体制的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新挑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认为，面对新的形势，不能再坐视这种狂潮泛滥，应有所作为，我们的制度设计要有更广阔的视野，主动应对变化。

    桑百川认为，应对海外奢侈品购物潮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是降低关税。应该看到现在总体上奢侈品关税较高，中国人大量从海外购进奢侈品令海关进退两难——面对海外狂购潮，其实是法不责众、无法监管，大多数海外消费者都能成功避税，海关也征不到这些税，还加剧人们的海外狂购；而要想加大监管，严查每个海外消费者，可这样的管理成本必将十分高昂。

    “不能用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来看待改革开放30多年后出现的新问题。”桑百川建议，应统筹兼顾，算大账。海关关税降低，似乎失去一部分关税，但另一方面，让一些海外消费回流，同时能带动国内相关的商贸、旅游、物流等关联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还能减少贸易顺差，优化进出口结构，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海南的离岸退税，就带来了游客和消费的增加，有助于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

    桑百川强调，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更紧密，我们管理开放经济的能力也应有新的提升，要不断积累经验，打破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樊篱，按统筹的方法去设计政策，要打破部门分割，通过科学测算、定量分析，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适应经济发展的变化。

    中期对策：培育国内高端品牌

    “海外奢侈品购物潮,既挑战外贸管理体制,同时还挑战中国的制造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谢名家研究员如是说,过去30多年,我们生产的产品大多都只能满足基本功用,符合中低收入消费,缺少品牌和文化价值。就算能贴牌生产国外的高档产品,也没有品牌,只能作“幕后英雄”。可以说,中国现在除了茅台酒、五粮液,几乎没有别的奢侈品,国人能认可的高端品牌也不多。因此,海外奢侈品狂购潮也倒逼中国的产品生产和品牌要升级,要培育中国人自己喜欢的品牌。在韩国,人们既爱国际大品牌,也有不少国人信任和喜爱民族的高端品牌,一些著名品牌的价格和品质都能与国际大品牌比肩。

    谢名家认为,未来的几十年,中国要改变廉价制造、没有品牌、缺少审美、靠资源获得财富的形象,不再是成本、制造、流水线和廉价用工者的输出,而应是文化、奢侈品、价值观、创意设计的输出。中国的制造业和品牌,不仅要让国人认可,还要让国外的主流消费认可。

    如今在欧洲百货公司里,人们开始能看到Shanghai Tang(上海滩)、NE·TIGER等中国顶级时装品牌的身影。NE·TIGER创始人兼艺术总监张志峰认为：“中国奢侈品品牌赢的力量一是在于中国悠久的奢侈品文明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二是庞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其新品时装秀将“凤”、“云锦”、“中国红”、“四大名绣”等中国元素巧妙组合，确立了中国定制高级礼服之精髓。

    长期对策：用好财富防止“未富先奢”

    奢侈品位于商品金字塔的顶端,是一个社会精英人群才有能力选择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对奢侈品消费的初级阶段是盲目,第二阶段是炫富,第三阶段才是爱好,因为欣赏并理解其中的文化而忠实于品牌消费。目前许多中国消费者还处在前两个阶段,有的盲目跟风,别人在用,自己也要用,哪怕自己未必是这样一个奢侈品的目标群体,哪怕自己的金钱购买能力并不够。一些年轻人会用省吃俭用几个月后攒下的薪水去名牌专卖店购买成千上万元的名牌包,然后提着这个包去挤公交车;一些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白领每月花几千元去买名牌化妆品,难有余额作为积蓄……

    调查显示,中国奢侈品的消费主流群体过于年轻化,主流群体是25岁到40岁的年轻人,平均比欧洲的奢侈品消费者年轻了15岁,比美国年轻了25岁。一些年轻人可能用自己40%的收入去跟风苦求一件奢侈品,在西方发达国家奢侈品消费者平均只用自己4%的收入去购买,显然发达国家的消费心理要比我们理性得多。

    有学者表示,当全社会开始沉迷于对奢侈品的无限憧憬与崇拜中,其对财富和浮华的顶礼膜拜往往超过了对财富创造的关注和对财富缔造者的尊重,令人忧虑。

    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东西部、城乡的差别很大,要防止“未富先奢”——桑百川提醒说,国人辛苦积累的财富不能浪费,国家要从顶层设计对财富运用进行有效的引导,要让财富用到最需要的地方,钱花在刀刃上。高收入者的资金要通过有组织、有制度设计再次投入,创造新的财富和价值。

    按照国际先例,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后,将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拉美国家深陷“陷阱”中,持续增长乏力,而日本和韩国则顺利迈过“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我国的情况不容乐观——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值得关注。

    （本报记者 张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