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不能“叶公好龙”

    前不久召开的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似乎并未让人们对早已耳熟能详的“素质教育”焕发信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王焱博士写了一篇题为“素质教育如何走出叶公好龙的困境”的文章。“叶公好龙”是个寓言：叶公子高非常喜欢龙，家里到处画着龙。真龙得知此事，便来到叶公家里。叶公一见真龙，吓得失魂落魄、转身就跑。后来人们就用这则寓言，比喻那些表面上爱好某事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的现象。而目前，高校的人文素质教育也正遭遇叶公好龙的窘境。

    当代大学生的“尴尬”

    王焱的同事罗诞铖老师说，现在的大学生由于从小学到高中的“被安排”与“被考试”，绝大部分学生已将考试作为奋斗目标，将“被安排”作为常态，失去了独立发展思想的能力与意识。到了大学，突然面对一个相对“不被安排”和“不被考试”的环境，对生命与人生的追问被迫来到眼前。很多大学生迷惘了！

    的确，许多孩子因为以前从来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只需要想着如何考高分，如何考好学校、好专业。而现在进入大学面对的问题，是生命之问，人生之问，远非“考试技能”和“标准答案”所能解答。这时，大学生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补回过去应试教育中最缺的课，在文学、哲学、历史、艺术、实践中追寻生命之问；一种是干脆回避，将自己置于虚拟世界，在电子游戏和网络空间中消耗真实的生命能量。

    山西大学李忠人副教授说，一些学生也因此把上大学看作是人生道路上的“歇脚点”。

    记得北师大一位校领导说过：“现在大学生中看球的多，踢球的少；化妆的多，健美的少；讲营养的多，讲锻炼的少。”

    最终，对于大学生的人生曲线，罗诞铖这样说，人们习惯了用数字与能否来判断事物的价值。大学生也不可避免地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数字化的格式影响了对事物和自身的判断，很容易为外界裹挟着自身前行。

    素质教育岂是唱大戏？

    这是记者曾经看到一所大学素质教育的汇报展示：

    “目前，我校用于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各种设施、道具、场所已相当完善。有公共画室与公共制图室合计20多间、素质专用教室1间、公共多媒体教室320多间；拥有公共钢琴2台、管弦乐器一批、打击乐器一批、锣鼓一批、龙狮两套、各类演出服装多批、音响灯光设施多套等教学设施与教具，资产总值合计达400多万元。”

    在教育部直接推动下，经过两个批次建设，全国共建立起93个国家级“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覆盖157所高校。大多数高校都设置了专门的文化素质教育机构。山西大学李忠人老师作过分析，这些机构一般都是专职教学型机构。而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一般都是由学校教务管理部门或者专业学院组织实施的。这样，在工作职能上出现“两张皮”现象，文化素质教育机构不参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也不一定必须将文化素质教育机构纳入进来。尤其是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最为突出的问题便是功利主义。较为普遍的现象就是将文化素质教育等同于课程开设，认为只要多开一些课程，向学生传授一些相关知识，就完成了文化素质教育。这种形式化、简单化的文化素质教育，没有真正切中要点，更不可能发挥实际的功效。王义猷教授指出，文化素质的关键在于“化”，要使受教育者能够全面自由发展。“有教无化”不如不教。

    素质教育应该是一个整体

    何为素质教育？王焱副教授认为，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非泾渭分明，二者其实是相互包含的。现如今之所以如此强调素质教育，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应试教育与专业教育在教育方式上走入了某种误区，仅仅强调短期效应的智育，忽视了对长期效应的道德教育与情感教育的培养。人们的惯常思维是，应试教育与专业教育更多地倾向于教会学生如何做事，而素质教育则更多地倾向于引导学生如何做人。因此，素质教育尚未被真正纳入体制，因而成为了所谓的“奢侈品”。所以，高素质既是高等教育的目标，同时也是高等教育的内容。因此，素质教育不应当仅仅是一个结果，同时也应该是一个过程。

    李忠人副教授认为，要把大学素质教育落在实处，一定要明确把握素质教育的内涵。他说，一个人在生理成熟的同时，也在不断完善着他的知识结构、道德规范、心理素质，这种不可分割的一体性决定了素质教育应该是整体的、全面的、均衡的、发展的。

    高校人文素质教育遭遇叶公好龙的困境：一方面社会呼声日渐高涨，可视性成果大量涌现。而另一方面又受到来自官方、校方、学生，甚至是任课教师的多重轻视。

    就学生而言，学生大多倾向认为人文素质课在整个教学体系中，是一门容易混学分的、可有可无的、充其量是锦上添花的课程。学生对人文素质课常采取敷衍的态度，其重视程度远不能与同为公共课的《大学英语》相提并论。

    就老师而言，大学的一流学者与知名教授，纷纷远离人文素质教育的讲台，更愿意承担专业课而非素质课。比如，中文系的教师更愿意给本专业的学生讲授专业课，而不愿面向全校学生讲授《大学语文》这样的通识课。究其原由，不仅仅是因为人文素质课在教学体制中普遍受到不合理的对待，在学生心目中缺乏威信；同时也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大学语文》不是独立的学科，教授《大学语文》意味着没有自己的研究方向，也没有科研的深度，不利于将来学术事业的发展。总而言之，承担素质课的教师无形中比教授专业课的教师“矮了一头”。

    这来自方方面面的多重轻视相互叠加，严重消解着人文素质教育的价值。

    教育界的圈内人士曾感叹，中国的教育现状可用“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来形容，而人文素质教育更有“热热闹闹一台戏，一旦演完无痕迹”之感。的确，人文素质教育多停留于宏大的理念、响亮的口号和可视化的形式，而具体实施起来则患得患失、捉襟见肘、无法可循。（本报记者 朱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