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只有几十人的中国共产党,何以最终成为引领中国前进的力量?原本一穷二白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使用何法使它取得今天这样惊人的成就?当年读过《红星照耀中国》的西方人的后代,今天,正捧起一本名为《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书,从司徒雷登、艾奇逊、费正清等大量西方政要、学者、记者以及亲历者讲述的故事与评论中,寻找谜底。
在第63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这本书英文版首发式上,德国汉学家、民族学家南因果(Ingo Nentwig)评价说,对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自我描述方面已取得的进步,同时启发我们,应该面向大众普及我们关于中国的学识,特别是在那些话语权已被似是而非的西方涉华报道所垄断的领域。
今天的世界,人们对中国故事抱有浓厚的兴趣。
众人心血浇灌的事业
新中国建立之初,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封锁,中国故事全新开篇。
1950年元旦,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还没满“百天”,《人民中国》创刊了。这是新中国第一本外文刊物。在随后不到10年里,《人民画报》中文版、《中国画报》、《中国建设》等多文种杂志先后创刊。60多年来,中国外文局的出版社、期刊社,始终如一地履行着“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神圣使命,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故事。
对外文局的成长,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深切的关怀。
《人民画报》的刊名,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毛泽东赞赏《中国建设》“用事实说话”的办刊方针,称“对外宣传就是应该这样做”。英文版《北京周报》是毛泽东生前每期必看的刊物。在毛泽东丰泽园故居卧室床边,至今还摆放着大字版的《北京周报》。
周恩来对外文局的工作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中国建设》和《北京周报》是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创办的。“文革”期间,周恩来亲自为《人民画报》审定稿件达3年之久。
邓小平曾对《北京周报》的文版调整作过指示,还为《人民画报》题了词。
江泽民为《北京周报》手书“中国之窗 世界之友”,为《中国与非洲》杂志题写了刊名。他殷切期望:“办好《人民中国》,为中日人民友好作出新贡献。”
胡锦涛为《北京周报》纪念中巴建交55周年专刊致辞。
《中国建设》的刊名是宋庆龄起的。几十年间,尽管国务繁忙,身体多病,但宋庆龄为杂志撰写的文章达30多篇。她仔细阅读每一期杂志,常常为杂志提出指导性意见。“她甚至亲自把杂志装在信封里寄给她国外的许多新老朋友,用她那优美的很有特色的手写字体写上地址。”
在《中国建设》的历史中,一个难忘的瞬间,被定格在一张照片上:周恩来、宋庆龄、陈毅、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和杂志社的同志们在一起,庆祝创刊10周年。
《北京周报》人也有自己的自豪。1963年3月5日,周总理举杯相邀:“我们要通过各位朋友的努力,使《北京周报》在五大洲更广泛地发行。”那一天,正好是总理65岁生日。创刊5周年的纪念茶话会原打算在北京饭店举行,但总理建议改在单位食堂,他执意要到编辑部来看看大家。
外文局,是一个群贤毕至的地方。
《中国建设》的编委会,曾聚集了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社会活动家和社会名流:金仲华、陈翰笙、钱端升、李德全……作者中,也尽是金光闪闪的名字:经济学家冀朝鼎和勇龙桂、科学界的李四光和竺可桢、戏剧界的梅兰芳、音乐界的贺绿汀、古生物界的裴文中、考古学界的夏鼐、宗教界的赵朴初和丁光训……
不仅是《中国建设》,外文局每个期刊的编辑部都群星璀璨。这里汇聚了众多的翻译家：爱泼斯坦、杨宪益、段连城、张彦、林戊荪、叶君健、戴妮丝、沙博理、怀特、路易斯·卡提欧……这里也工作着著名的作家、诗人、漫画家:茅盾、方钜成、萧乾、冯亦代、徐迟、丁聪……还有一些人,他们的名字不为世人所熟知,但新中国的外宣事业中却有他们独特的贡献,外文局的发展因他们的存在,更加有声有色。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罗俊、吴文焘……
大师云集,名家辈出,一代又一代外宣人在这里拓荒、耕耘、传承。外宣事业,是众人拾柴笼起的火焰,这火焰,将新中国的光芒远播。
故事,在现场讲述
走进人民画报社办公楼大厅,始自创刊号的《人民画报》封面迎面扑来。60年,700多期,《人民画报》向世界讲述了多少真实的中国故事,已无从统计。它的封面故事串联起来,就是一幅新中国丰富的表情,就是一部图文并茂的新中国简史。
“红玉从来也没有对人吐露过半句她那羞辱而肮脏的生活。……连红玉自己也感到诧异,当李同志十分耐心而亲切地询问她时,她把她过去的生活一五一十都说了,甚至那些最见不得人的细节也说了。”
萧乾写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妓女改造的《她们重见天日》,就是这样开始的。接下来,一个又一个不同遭遇的妓女们流着泪水自述的受害经过和情景,在萧乾的笔下成为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萧乾以敏锐的嗅觉,紧紧抓住这个题不放,满怀激情地投入这些历史性事件的报道。一时间,他简直像着了魔似的,累了一整天,晚上接着又坐在打字机前噼里啪啦直到东方发白。”张彦回忆说。
上世纪50年代初期,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为让海外人士对这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改造有全面正确的了解,萧乾扛着背包深入到湖南岳阳县更口乡,参加了运动的全过程。“这是我第一次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把铺盖搬到一个贫雇农家里,和农民一只锅吃饭,一个床困觉……他们痛苦的过去,本身就是一部历史。”《人民中国》后来刊出了一张大幅照片:祠堂前,燃起了熊熊烈火,欢天喜地的农民把地契投向火中。这是萧乾生平拍摄的最得意的一张照片。“有什么比随着烧地契升起的黑烟,农民脸上泛出的喜悦,更能象征土改运动呢!”他说。
不仅萧乾是这样,也不仅成立之初的外文局是这样,到中国故事发生的现场,代读者去看、去听,然后把发生的真实事情讲述出来,这样的传统一以贯之,一个甲子。
车慕奇为写出《丝绸之路》踏遍了中国的大西北,龚学孺遍访三国故事发生地后写出了《三国遗迹探秘》,书法家钟炜探访各大博物馆写下《中国博物馆巡礼》,同样,是作者先将足迹留在了从长江源头到长江入海口的漫漫长路,《长江旅行记》才呈现在读者面前。
“记者的文章应该是用脚写出来的。”这是写出《大运河之旅》的沈兴大的切身体会。他记下的一组数字,可看成这体会的注脚。“1981年5月19日启程,南下经过了京、津、冀、鲁、苏、浙6省市,沿途采访了53个县市和77个村镇,访问了上千人,历时408天,纵横行程万余公里,于1983年元旦抵达终点杭州。”顺着运河这条线深入挖掘,那些人们熟知的运河城市,鲜活生动起来。一路下来,36开、80页厚的“工作日记”,沈兴大居然记了7本,约有10多万字,一天也没有中断。这日记后来成了他写作时的主要参考,一个个鲜活的细节,把读者带到了现场。日本爱媛县的一位老读者在来信中写道:“我每期总是最先阅读《大运河自行车之旅》。它那始终轻松的笔调,具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将我带入无比愉快的‘中国之旅’中”。
中国的编辑记者如此,外文局的外国专家亦如此。意大利裔加拿大人,精通法语、意大利语、英语、西班牙语和汉语的李莎,为写《这些中国人》,三次去新疆,走遍了新疆的北南西东。“内蒙古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并没有抛弃传统文化。首先在建筑方面,无论是呼和浩特、锡林浩特、海拉尔,还是鄂尔多斯,都没有重蹈其他省区城市的覆辙。内蒙古的新建筑具有鲜明特色:蒙古包的元素,蓝天白云的色彩,而这些正是本地区的自然景色。无论在哪里,我们都知道身在何处,决不会认为到了纽约、日内瓦或者悉尼。”
在付出体力精力之后，李莎娓娓道来的已是从她心中走出的内蒙古了……
见证新中国每一次重大事件，感受新中国每一个细微变化，把这一切汇聚笔端，用多种语言向世界报道一个真实的中国，这工作，让外文人为之骄傲。
这里的桥梁连五洲
“黎宏煜寻父黎炳祥、母陈根湘及弟妹……” 一条寻人启事，刊登在 1981年第1期的《寻亲访友》上。《今日中国》中文版创刊刚刚两个月，就开始了为海峡两岸、为海外离散同胞亲人团聚服务的努力。
迅即，雪片般的寻人信件，纷纷飘落在《今日中国》编辑部。悲喜交加的情感浪潮，使编辑部的每一个人无法置身于外。10年间，中国内地、台湾、港澳和海外要求寻亲访友的来信达3万余封，祖国与海外华人华侨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作为中国最早开展对外图书出版发行的专业机构，外文局直至今天依然是中国对外出版文种最多、品种最多、发行范围最广的出版发行机构，每年出版10多个文种的图书3000余种，发行3000余万册，涉及领袖著作、政策文件、重要文献、当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基本国情、汉语教材等方面。
上世纪八十与九十年代之交，中国外文局开始尝试构建对外出版发行的新模式，拓展对外出版发行的新天地。1991年末，外文局与耶鲁大学出版社达成“中国文化与文明”大型丛书合作协议。
合作的模式是全新的。在北京和纽黑文，分属两国出版机构的工作人员，远隔重洋，为丛书共同工作，通常在咫尺即可解决的问题，在合作中均需跨洋操作。待首卷编定，仅中方收到的传真就达1000多份，数千页。
几经寒暑，无论白昼。1997年秋，丛书首卷《中国绘画三千年》终于出版。此时，正值江泽民主席访美，于是美国政府官员和江泽民主席寓居美国的老师顾毓琇都收到一份精美的礼物——飘着墨香的中文版《中国绘画三千年》。当年，《中国绘画三千年》在美荣获“霍普金斯出版奖”。
几年后，刚刚出版的《中国古代雕塑》中文版，被选为胡锦涛主席赠给耶鲁大学的书籍之一，并成为老布什总统图书馆的藏品。
耶鲁大学出版社前社长约翰·G·莱登曾憧憬：“希望有一天，我们的丛书成为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最优秀的学者和教师聚集在书卷里，向我们，向我们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孩子传授中国的知识与思想。”如今，他的这一愿望已部分实现。
互联网时代，外宣工作插上新的翅膀。用中文、英文、世界语等10个语种11个文版搭建的中国网，日均点击数已达1.3亿次，日均页面浏览量为4000万次，日均访问人数400万，境外读者分布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网链接的国外网站已达19000多家。中国网被英国广播公司网站，视为互联网上最重要的综合性中国信息来源，美国纽约时报网和英国卫报网，也将中国网作为中国首要新闻网站和中国政府门户网站加以链接和介绍。权威、准确、翔实的报道，因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快捷地将真实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
如果将从互联网走向世界称为“空中翱翔”，那么，外文局所属期刊异国“本土化”，则可称为“落地生根”。起步于2004年的“本土化”，如今已是花满枝头。从最初的《今日中国》阿文版和西文版，增加了英文《北京周报》、韩文《中国》、俄文《中国》和日文《人民中国》。《人民中国》策划、版式设计和印刷均已全部在日本完成。《今日中国》阿文版和西文版已由最初的每年几千份分别增加到12万份和15万份，成为中东地区报道中国的最权威杂志，拉美人民打破西方新闻封锁，了解真实中国的窗口。目前，外文局已在海外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20多个海外机构，2010年书刊发行等销售收入已达4300万元人民币。
“我在写作上有过两度丰收：1951年写土改和1956年写内蒙。前者以及50年代初期其他一系列改造，都是为了清除这古老中国身上的脓疮，使它茁壮成长。在内蒙古，我看到原来只有一座喇嘛庙的草原上，建起了新兴城市。这些都是中国人的光彩。我为能向世界宣扬这些壮举而感到光荣。”在萧乾心中澎湃的情感，在每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人心中澎湃，如潮汐，从未停歇。
今天，建设外向型、国际化、多语种、多媒体的中国国际出版传媒集团已不再仅仅是构想，而是实实在在的运作。局长周明伟提出的“‘内知国情，外晓世界’、‘精通业务，追求卓越’、‘传承创新，二次创业’”，已不仅仅是要求，更是责任。因为，在外文局人心中，时刻搏动着一种使命，那就是——把中国的故事续写得更加精彩！（本报记者 庄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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