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的连续报道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面对爱心老人陈自绪和受助学子之间形成的这条下滑曲线,不少专家学者指出在如何面对帮助和如何帮助人上,当前的道德教育要加强。
孩子无过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研究所高德胜老师认为下滑曲线中孩子们的行为与道德无关。首先,家庭的贫困不是孩子们能够选择的,如果不是因为家穷,失去应该有的读书权利,那么也就不存在他们需要为自己受到资助上大学而背上道德的负担;其次,孩子们不写信不寄照片是有原因的,虽然老人要求写信是想帮助孩子,但孩子出于保护隐私,可以不给老人写信,这就是说帮助他人,首先要尊重他人的隐私和缺陷,尽量避免触及他们的痛楚、不幸和自觉羞愧之处。
面对下滑的曲线和曲线背后孩子们的复杂感恩心理,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姚本先老师特意和他的研究生,以学术沙龙的形式,从心理学层面对贫困学子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贫困生心理存在着“两高一低”的特点,即高自尊心、高自卑心、低自信心。他们接受社会的爱心资助,但内心却不愿让人知道,写信寄照片容易强化其自卑心理和自身贫困的刻板印象,即使这是善意的。对于贫困生恩情在心口难开的心理,他们非常希望贫困生和社会爱心人士之间多些沟通和交流,资助者和受助者之间能有真正的了解,媒体应该积极引导舆论,营造和谐宽容的感恩环境,切不可推波助澜让他们彼此产生误解。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岳天明老师认为,老人想通过信件给孩子们心理的温暖和慰藉,但由于信任的缺失而出现了这样尴尬的结果。岳老师觉得在获得老人的资助之后,给老人寄去一张照片并非难事。信任也总是有双向性或指向性的。人们之间基本信任的缺乏会因此而波及他者并逐渐地生发开来,失信的种子一旦萌生,整个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便会被这种极富传染性的氛围所笼罩和遮蔽。
助学有方
长期研究社会资助的学者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王三秀老师指出,长期以来,我们比较重视对贫困的物质帮助,现金资助是最为常见的形式,而对心理、精神、个人素质等方面的帮助则重视不足。目前,包括物质、文化、心理、个人素质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在内的人文贫困概念已被国际所认同,单纯的物质帮助常常不能带来理想的效果。经验表明,社会救助要获得可持续的效果,在形式上需要多种救助形式的有机结合,包括物质、精神、能力等。他呼吁全社会对贫困救助应有正确的认识。贫困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不能简单与“不良”联系起来,而且贫困很可能是暂时的。接受救助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不是不光彩事情。救助者也应认识到不必要求感恩回报,救助本身就是一种奉献,不要有恩赐观念。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葛道顺认为,陈自绪的事迹无疑是高尚的,他期望得到回馈也无可厚非,应对他的这种志愿精神表示赞赏;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允许受助者们采取各自愿意的方式来表达感恩,既可以给老人写信寄照片,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只要他们懂得去努力。当然,如果能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更好。葛道顺强调我们在伸出双手援助他人之时,我们实际上要致力于创造一种平等、包容的社会制度,让弱者能够不失颜面地从社会制度中汲取资源、获得动力;受助者有责任去尊重、维护这个制度,以及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制度,这需要他们用一生的努力来对这个社会感恩,这是制度的大善。
教育有责
东南大学哲学系许建良老师认为,当前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没有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家庭教育的成果没有在学校教育中得到消化和累积;而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是隔离的,学校教育的巨大资源没有在社会教育体系中得到实现自己价值的机会,教育成果没有得到有效的累积和积淀,这种现实造成了教育投资的极大浪费。他呼吁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者单枪匹马的时代应该立即结束,不然道德教育永远只能是一个乌托邦。
对于如何开展道德教育,许建良认为这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这是我们社会最为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道德教育提得不是太少,而是很多,但是,道德教育的效果却不好。在目前的情况下,切忌就问题谈问题,这是永远也不会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可以在道德教育的时间,安排“感恩教育”这门课。尽管近些年我们可以不时听到“感恩”的概念,但是,在学校层面的感恩教育还没有开展起来,这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而且是伴随终生并让人受益终生的,学生肯定会感兴趣,不像现在的政治思想教育,千篇一律,泛泛而论,没有任何针对性,学生往往很麻木。
姚本先老师和他的研究生指出家庭本是人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然而父母面对独生子女,含辛茹苦却不求回报,看似父母之爱无私,却反映出家庭感恩教育的缺失。他们还认为学校教育关注的是升学率和就业率,教育功利化倾向明显,感恩等道德教育很难实质性地进入教育教学范围。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葛晨虹教授认为当前学校的道德教育往往是一种道德理念和道德知识的教育,不仅脱离学生实际道德需求,也脱离社会的道德要求。正是由于我们道德教育忽视了对于学生道德能力的培养,导致了孩子们恩情在心口难开,让他们在面对帮助的时候连谢谢也不会说。
张家口教育学院魏冬老师认为,开展道德教育媒体也有责任。她呼吁媒体要不断地树立我们生活中真实可信的榜样。这些榜样要贴近人们的生活,要让人们感觉到这些榜样离大家很近,不是很高大,每个人努力就能学习。(本报记者 唐湘岳 本报通讯员 纪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