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时代的经济社会变迁与社会学研究

    在社会生活网络化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社会正发生着深刻变迁，中国社会学面临一系列重大而崭新的研究课题。为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以及中国社会学理论社会学专业委员会近日联合举办了“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与中国经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30余所知名高校的60余位学者围绕“网络化时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理论”、“市场经济秩序形成的社会基础”和“社会问题、社会管理与构建和谐社会”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社会生活网络化将推进社会结构再次转型

    网络社会的崛起引起了社会结构深刻变迁，与会者指出，社会生活的网络化促成了人们交往的时空从“在场”转向“流动的空间”和“无时间之时间”的“缺场”。这一转变不仅降低了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信息传递的时空依赖性，促使缺场交往的快速发展，而且还将网络生活中的“传递经验”提升为社会生活的主导经验。传递经验是以接受、理解和评价信息为基础的经验，因此，传递经验的生成和扩展将会彰显社会认同的力量。这三方面变化的共同性在于它们都已深入到社会心理结构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内在的深层变化，这预示着以计算机和新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网络社会的来临将引起社会结构的再次转型。

    由社会生活网络化引起的社会结构复杂和深刻的变迁，给社会学带来了一系列崭新的研究议题。在网络社会中，众多网民借助于网络交流平台形成了异常活跃的论坛、贴吧、微群等，与会者认为，这是一种虚拟与现实交织的“类民间组织”，与传统意义的民间组织相比，它们在组织成员身份构成、成员互动方式、成员稳定性、组织目标的确定方式以及组织运作和成长空间等方面明显不同，对“类民间组织”既要鼓励发展，又要规范引导；网络社会中的不道德网络行为和现象，不断挑战着网络社会赖以维系和发展的规则基础，与会者指出，道德意识和网络道德同侪的压力对网络不道德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网络社会是一个负载文化意义的社会，与会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网络文化价值的建构，既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又存在着价值判断和社会评价问题；网络社会也赋予法治新的特性，与会者认为，微博时代既给法治带来了积极的意义，又使法治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微博秩序的实现需要政府、微博管理者和用户等多方的共同努力。

    社会问题、社会管理与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问题、社会管理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是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在我国走出“生产型社会”的背景下，与会者认为，西方的大众“消费型社会”模式具有进步与弊端的两面效应和不可持续的特征。因此，我国在促进消费、提高人民生活福祉的过程中可以吸取西方“大众消费”模式中的有益成分，但不能采用“消费社会”的模式，而应选择“生活型社会”的发展道路。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整体性变化，与会者指出，这促进了我国城乡公民权利的发展特别是其地位关系结构的变化。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公民权利也将实现平等。

    道德文化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根文化”，而中国“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削弱了道德文化的影响力，与会者指出，只有在道德文化建设中重建社会共同性才能实现社会的秩序，而当前正是我国道德文化建设的最佳时期。

    社会管理是实现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与会者认为，我国农村不同时期的社会管理机制总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之中，而社会结构又是社会管理运作与实践的基础。在城市，那种基于单位体制的社会秩序与组织模式正面临着转型和重构，社区逐渐取代单位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手段，而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是社区组织化的一条新路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与会者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应由社会转型转向社会秩序。为此，我们必须批判继承前人有关社会秩序研究的积极成果和30多年来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基础与整合机制。（王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