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农民李春军走进中央电视台,在撒贝宁的主持下,和其他三位嘉宾一起,谈起了农村文化建设。第二天一回沈阳,他就给记者打电话:“哥,我回来了。”
“好啊,我给你接风,吃火锅。”记者约他。李春军面色黑红,风尘仆仆,如约而至,和爱人一起,抬着一个大纸壳箱子。
“今年春晚还办呗?”
“办,你看,我把音箱都买回来了。”李春军打开纸壳箱子,里面是一个大喇叭。
吃完饭,两人直接回阜新打工,记者送他们到车站。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记者的心里酸酸的——为了这对农民夫妇对文化的执著和坚守。
雹神庙的春节联欢晚会
李春军是朝阳县雹神庙村民组农民,1996年开始,平时到城里打工,春节回家为农民办迎春歌会,已经坚持了16年。本报多次报道过他的事迹,记者也和他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今年11月初,一个陌生的北京电话打进了记者手机:“您好,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想找李春军做期节目,能帮我们联系上他吗?”
记者找到李春军时,他正在阜新市打工,手上全是水泥灰。听说姐夫要上北京,卖鸡蛋的小舅子赶紧跑到商店,花300块钱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尽管中央电视台来回的火车票都给报,但他还是没舍得买200多元的动车票,而是花80多元买了两张慢车票。
走进央视大演播室,李春军见到了著名主持人撒贝宁、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李国新、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还有宁波邱隘镇文化站站长竺培勤。
“我忽然想起‘白云’和‘黑土’见崔永元那个小品,紧张得手心直冒汗,可是话题一谈开,就放松了。”李春军说,“我当天坐的位置,不就是群众文化应有的位置吗?”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有了飞速发展,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撒贝宁开场一番话,就说到了李春军心坎上。
想当年,他20出头,跟着村里的年轻人进城打工。打工生活,寂寞而单调。晚上上公园,看见城里人连唱带跳,羡慕得不行。心里想着:啥时咱也有台这样的戏匣子?
24岁那年,家里催他结婚,拿着父母从牙缝里省出来的3000元钱,站在卡拉OK机前,他挪不动步。“有丽,咱能不能不买彩电,买台黑白的,省出钱来买这个?”徐有丽知道拗不过他,点头答应了。
从此后,村民们每天都能听到从新房里飘出来的歌声,年轻人来了一拨又一拨。后来,他们干脆把卡拉OK机搬进了菜园子,于是有了雹神庙村第一届迎春歌会。
以后每一年,迎春歌会固定在正月初八开,节目从最初的歌曲演唱变成了小品、歌舞、京评戏大全,从菜园子一直开到乡里,观众从一开始的百八十人发展到四五千人,被村里村外人称为“雹神庙的春节联欢晚会”。
“这次六中全会,提出要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加快城乡文化发展一体化,真是一场及时雨。”李春军说。
“农民春晚导演”风光的背后
“您挺厉害,中央台的春晚还一年换一个导演,您这一主持就是16年。”撒贝宁调侃道。李春军脸一红,坦率地承认:“能坚持办16年歌会,我内心其实很矛盾,毕竟我是一家六口人之主,一年打工才挣两万多元,我办一台歌会就需要两万块钱。”
李春军在现场没有说出口的一个细节是:有一年他到市里一家很大的电器卖场拉赞助,好不容易找到经理,跟他说明了来意,还把采访报道他的报纸给他看。可对方只是淡淡地一笑,说:“我这可不是慈善机构。”
“当时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李春军对记者说。
竺培勤在节目现场说,邱隘镇近年来投入到公共文化事业的经费达5000多万元,有公园,有文体大楼,有综合体育馆,还有大广场。这让李春军很是羡慕。
“如果以人均公共文化服务经费论,中国现在最高的人均80多块钱,最低的9块多钱;如果以公共文化服务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论,最高的是0.79%,最低的不到0.3%,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李国新教授用这两组数据,说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差距。“只有包括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文化都繁荣起来,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李国新说。
盼望老家门口天天唱大戏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滋润人心灵的东西,是熏陶人素质的东西,是提高人们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的东西。嘉宾一席话,李春军在现场没有完全领会,回来以后,反复看了几遍节目视频,他明白了。
“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这些年来,通过我们这个舞台走出去的人才有十几个。”李春军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李莹7岁开始参加‘春晚’,一共参加了14届,后来考上朝阳艺术学校;佟丹丹当初通过他舅舅找到我,当上了‘春晚’主持,最后考上北京传媒大学,现在电台当主持;闫华东原来在六家子中学,后来考上沈阳音乐学院,现在阜新民族歌舞团;徐术朴一开始还不太会唱歌,经过几届晚会的锻炼,被朝阳县文化站站长看中,调进了县评剧团。”
“现在是一进腊月门,在外地打工的一回来,就聚到我家,琢磨剧本,选角色,排节目。”快言快语的徐有丽告诉记者。
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革命寇宝玉,80多岁了,也不甘落后,早早打招呼:“孩子,到时候别忘了给我安排一个节目。”50多岁的农村妇女孙守霞,为了参加晚会,天天在家练拿手曲目《洪湖水浪打浪》。
竺培勤介绍,她们镇有个一万多平方米的大广场。李春军对记者说,“我不需要那么大,我家前边有一片林子,想平整出来,供乡亲们打打篮球、扭扭秧歌。用地申请报上去了,希望能批下来。”李春军的愿望是,家门口天天都能唱大戏。
“我们希望更多像李春军这样怀着文化梦想的中国农民,能够在自己家门口的土地上,享受到更丰富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节目最后,撒贝宁的这段感言也正是这片土地上广大农民兄弟共同的夙愿。
本报记者 毕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