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读鲁迅，学会思考

    今年9、10月间，是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逝世七十五周年纪念。什么才是对这位文化伟人的最好纪念呢？我认为，就是更好地读他的书。读鲁迅，是早就开始了。但我们仅仅读一读是不够的，一般性的通读、细读、精读也是不够的，我感到应该深读。

    深读才能读懂鲁迅

    深读，就是不仅读鲁迅的文字，而且深入到文字后面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中去。

    什么是深读呢？就是深入地慢慢地读，这与目前流行的浅读，即浮浅地快速阅读是对立的。深读，就是不仅读鲁迅的文字，而且深入到文字后面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中去，探究一下鲁迅在写作这些文章时，是怎样展开思维活动的？这种思维活动又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社会状态下，针对什么样的对象而展开的？有哪些特点和规律性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这对于我们理解鲁迅以及其他历史人物，都是极其重要的。

    例如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有一句名言：“打落水狗”。“文革”时期常用这句话来强调阶级斗争和彻底革命，现在又用这句话来证明鲁迅是否定和谐社会的，以此作为否定鲁迅的论据。其实，这句话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明确地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也已经说过：这“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问题是要看对象究竟是不是“狗”，是否上岸后就“咬人”。像文化大革命中，用这句话来斗干部，斗群众，就是错的。但如果对象是“狗”，而且“咬人”，当然要打。就是现在，对于恐怖分子也是要除恶务尽的。

    再譬如1925年1月间，《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在当时“整理国故”的热潮中，国内文化名人纷纷向青年推荐国学经典，鲁迅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但后来在《答“兼示”》中又指出抓住他这句话不放的施蜇存先生，“忽略了时候和环境。他说一条的那几句的时候，正是许多人大叫要作白话文，也非读古书不可之际，所以那几句是针对他们而发的，犹言即使恰如他们所说，也不过不能作文，而去读古书，却比不能作文之害还大。至于二，则明明指定着研究旧文学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张，涉及一般的大异。倘要弄中国上古文学史，我们不是还得看《易经》与《书经》么？”在《两地书·十九》中，鲁迅还借夫子气十足的朱希祖责备有人用假名一事，对许广平说：“此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之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读中国之书者也！”说明脱离了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状态以及对象性质，单单挑出鲁迅的只言片语来论是非，只能得出错误而荒唐的结论。

    今年五四青年节，温家宝总理接见青年代表提出五点希望，其中重点是：“青年要善于独立思考，从年轻时就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学会判断事物的真伪。靠思考了解事情真相，做出正确判断；还要勇于创新，不墨守成规。”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深读鲁迅的书，是一条非常好的途径。《国际歌》里说“让思想冲出牢笼”！倘若不“让思想冲出牢笼”，仍然在奴性思维的牢笼里做所谓学问，无论怎样勤苦都是做不好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一批学者大做鲁迅思想发展和世界观转变的文章，不仅没有价值还令后人耻笑。因为这不是独立思考，科学研究，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印证，是削足适履地拿鲁迅去做概念化标尺的印证，用以说明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像他们所重构的鲁迅那样走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发展道路，实现世界观的转变。其实这是对鲁迅的扭曲，鲁迅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没有那样简单。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真正值得慢慢深读而又经得起慢读、深读的作家，或许只有鲁迅一人。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化，是一种深层次的厚重文化，与当下流行的快餐文化是对立的。对鲁迅只是浅读，是读不懂的，甚至会产生误读。对于其他作家的作品，如果一味浅读，快读，浮浅地快速地阅读，只追求文字的表面华丽和情节的新奇、描写的刺激，也是非常有害的，长此下去，可能贻误自己的一生，应该注意纠正。

    学习鲁迅的思维方法

    鲁迅是以思想家兼文学家的思辨加形象化的方式，致力于扭转中国人思维的。

    很早就有这样的提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应拘泥于个别词句和教条，主要是掌握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那么读鲁迅的经典，也主要是学习鲁迅的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思维方法。 

    为什么要深读鲁迅，学习鲁迅的思维方法呢？因为鲁迅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他对中国人思维的批判，扭转了数千年的传统思维定势，变奴性思维为独立思考，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理性自觉作出了划时代的历史贡献。无论是中国反封建的“政治革命”还是“思想革命”，立足点都是人，是人的思维。只有人的思维改变了，政治和思想才能变化。否则，一切照旧。即使表面变了，实质仍然一样。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最直接，鲁迅和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五四文学革命，使中国书面文字从文言转型为白话，实质上也是一场中国人的思维转变。这不仅是文、言一致，最重要的是思维与文字的一致，是思、言、文三维一致。也就是心头、口头、笔头“三头”一致。这对于扭转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接受现代思想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试想倘若仍然是文言，用白话思维，再转换成文言写作，或者干脆完全用文言思维、说话和写作，像孔乙己那样对人说话，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岂不成为笑话？鲁迅在杂文《透底》中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阴沉木做的”头脑，怎么能很好地接受现代思想？鲁迅是推动与实践白话文最有力者，也是改变中国人思维的最强动力。从文言文一跃而成鲁迅那样老熟、畅达、意蕴深厚的白话文，表达出那样独特、深刻、丰厚的思想，至今少有人比肩，该是多么难得啊！仅此一点，鲁迅就无愧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伟人。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说过：“有经验的人较之只有些感官的人为富于智慧；技术家较之经验家，大匠师又较之工匠为富于智慧，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这样，明显地，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所谓“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其实就是大智慧，不是就事论事、只看细枝末节的“辁才小慧”，而是从原理和原因上穷根溯底，为一个时代提供崭新而系统的思维方式、观察视域和思维空间的大智慧。具有这种大智慧的人，就是一般所说的思想家。思想家应该是一个时代最高的大智者，是那种“从思想方法开始进行变革”的人。这种人要在思想发展的关键时刻，以自觉的主体性精神，从“我们应该怎样生存”这一根柢性追问出发，催醒思想界、学术界的“问题意识”，提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新的思维角度、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和逻辑结构，使人们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奴隶的奴隶式思考”中惊醒，换以崭新的思考方式，把思想史推进到新的阶段。

    而与思想家相区别，那些技术性的学者，却往往仅限于“技术化”地处理知识，缺乏“问题意识”，不具有理解问题特别是根柢性思想问题的兴趣与能力，对思想家提出的问题仅肯也仅能在技巧的层面作出反应。他们常常满足于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把遇到的问题进行归类分析，却无法使眼前的问题在与知识积累发生关联的状况下转变成新的“问题意识”。所以，尽管他们有时对知识掌握得很精确，资料积累很丰富，文章也写得条分缕析，甚至于很漂亮，但是却始终跳不出甚至意识不到奴性的思维窠臼，总是在奴性的思维定势制驭下进行着无效的劳动。即便他们做出的种种成果被贴上所谓“科学”的标签，换取了导师、教授甚至大师的头衔，也只能如日本鲁迅学家竹内好在《何谓近代》中所指出的，是“奴隶的科学，奴隶的理性主义”。他们的勤勉，也不过是“奴隶的勤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由此，我们就会更加理解尼采这位最懂得自己应该怎样生存的大思想家，为什么会经常嘲笑那些“愚钝的学者”了！

    1996年冬天，在完成了《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以后，我在后记中表述了这样的心志：

    思想之乐，乃人生最大快乐。

    思想家之生活，乃人生最高境界。

    下面我紧接着说，我知道自己这一生是成不了思想家的，但是我“终生不渝对思想和思想家的向往”。

    正是由于“对思想和思想家的向往”，使我坚持终生学习和研究鲁迅。虽然有些人认为鲁迅不算是思想家，我却一直持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最深刻的本土思想家的观点。他不是西方那样康德、黑格尔式的建立了理论体系的思想家，而是最懂得中国的长于“知人论世”、明于知人心的本土思想家，是近代中国少有的善于思考的人，这是他与西方思想家的区别，也是他的中国特色。

    鲁迅是具有高度哲学思维的文学家，如卓越的鲁迅研究家冯雪峰在《思想的才能和文学的才能》一文中所说：鲁迅兼具“思想的才能和文学的才能”，是“把两种才能统一地发展的天才”，是“思想家型的诗人”与“诗人型的思想家”。他是以思想家兼文学家的思辨加形象化的方式，致力于扭转中国人思维的。所以比单一的哲学家或者文学家产生了大得多的综合效应，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少有人可比的巨大影响。所以我们深读鲁迅，有必要刻意学习他的思维方法。

    鲁迅经典的要旨是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批判

    改变精神，实质上，就是改变思维，从思维方法上彻底改变中国人思考问题、行为处事的方式。

    鲁迅在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自序中，说他弃医从文的原因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改变精神，实质上，就是改变思维，从思维方法上彻底改变中国人思考问题、行为处事的方式。这恰恰是中国人的“第一要著”，鲁迅为此奋斗了一生。尽管鲁迅与认为“今日大患，在于国人之无思想能力”的胡适等思想家和理论家所见略同，但鲁迅对20世纪中国思维变革的推动力却要大得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不仅从理论上谈见解，而且以不朽的文学形象和形象化的语言对中国人的思维予以了形象的批判，给中国人以强烈的震撼，推转了中国思维变革的齿轮。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正是改变中国人思维的文学起点。提出的“从来如此，便对么？”，是对几千年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种质疑，对几千年“从来如此”的僵化的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发出了挑战和怀疑。“吃人”的著名判断，在五四时期曾经惊世骇俗，使鲁迅获得了极大的声誉。而当下，鲁迅把几千年中国历史概括为“吃人”二字之举，常被人讥为文化激进主义。其实，鲁迅的这一举措不仅是打破“铁屋子”的一种手段，而且是具有极高智慧的理性思维。使新旧文化的差别尖锐化，进而达到实现文化转型的目的。

    鲁迅在五四时期还用白话文写了大量的杂文，重申了早期论文中对中国人盲目自大思维方式的批判。还批评了中国人的“十景病”，提出了著名的“中间物”概念，变道亦不变“、凝固、静止、万世不变的皇天信条。这乃是鲁迅批判中国人思维的重要基点。

    而鲁迅最重要的作品《阿Q正传》，恰恰是形象而生动地对中国人的思维进行了最为深刻的批判。阿Q这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对于扭转中国人“求诸内”的思维定势的功效实在是太大了！他永远是一面绝妙的“镜子”，启悟中国人注意变革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这绝非是几本关于思维方式的哲学著作所能相比的！这应该看作是鲁迅对20世纪中国思维变革的最伟大的贡献。

    鲁迅还从来不拒绝外国对中国人的批评，而主张从中自省，分析，总教导“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国人，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特别注意在中外比较中“博观和内省”中国人的思维，“借他山的好石”，以反省、“磨练”自己。

    鲁迅临终前十四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告诫自己的同胞须“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这实质上是重申他在青年时代强调的观点：“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也就是认识自己，又认识世界，在周严的比较中达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升华到自觉的境界。

    “立人”是立科学思维

    以个人的自觉为基点，实现群体的大觉悟，这是鲁迅“立人”思想的核心。

    20世纪初叶，面对列强侵略、屡战屡败的巨大挫折，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思考强国之道。有人“竞言武事”，认为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有人提出“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主张必须发展商业，实现立宪国会制。鲁迅则坚决反对，在早期论文《文化偏至论》中指出这不过是“辁才小慧之徒”的浅薄之论，不是“根本之图”。提出“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立人”主张，又在《摩罗诗力说》结尾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到来。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绪论中认为“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高的花朵”。思维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的属性和特征。作为人脑和人的高级神经系统属性的精神，是以人的思维活动为本源和原动力的。中国近代的精神衰蔽，与中国传统思维的弱点和近代中国的思维萎缩有着密切的关系。青年鲁迅提出“立人”，呼唤“精神界之战士”，从本质上说，其实就是呼吁中国人树立科学的思维方式。一言以蔽之，“立人”实质是立科学思维。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过：“应该把独立思考和综合判断的能力放在首位，而非获得特定知识的能力。”思维方式是工具的工具，绝对不能等同于一般性的知识、能力或“武事”、“商估”、“立宪国会”等实用的东西，因而必须放在首位！

    要树立科学思维，就必须强化内省。青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一再强调“骛外者渐转而趋内，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在20世纪初叶，人类生活日益偏趋“质化”的时代，鲁迅大力倡导精神的内力，不能不说是极为可贵，至今更显重要的。

    青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自己提出的科学思维方式做了这样的概括：“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这就是说：首先在于审视自己，也必须了解他人，相互比较周全合宜，才能产生自觉。用现代的哲学语言解释，则是：认识自己，又认识世界，在周严的比较中达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然后才能升华到自觉的境界。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从哪里来呢？就是从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在自己与外界周密的比较中产生的。

    青年鲁迅还在1908年12月，最后发表在《河南》月刊第八号的《破恶声论》中指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这就是说如果人人各自有了自己的个性，树立了科学思维方式，那么群体的大觉悟就近了。以个人的自觉为基点，实现群体的大觉悟，这是鲁迅“立人”思想的核心。与从上到下实行封建专制的奴化思维相对立，这种以个性自由为基础“立人”思想，倡导个人树立科学思维的思路，才是通向人的现代化的正确途径。

    “悬想”——对科学思维的全面阐释

    天马行空，上天入地，前瞻后顾，左推右敲，深虑远谋，正想反思，才可能逐步改进我们的思维方法，提高我们的思想能力。

    鲁迅不仅毕其一生就社会世象的具体事件对中国人的思维进行着不断的批判，而且还在晚年对科学思维作过全面的阐释。

    这就是他在1934年写的《“题未定”草(六至九)》。

    在这篇鲁迅少有的长文中，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用“摘句”和“选本”为例，批判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思维，指出：“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这实质上是阐发了全面认识事物的科学思维方法。

    尤其可贵的是，鲁迅在这篇长文中还提出了“悬想”这一科学的思维活动概念。他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个土财主，不知怎么一来，他也忽然“雅”起来了，买了一个鼎，据说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驳，古色古香。而不料过不几天，他竟叫铜匠把它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这样的擦得精光的古铜器，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一切“雅士”，听到的无不大笑，我在当时，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着就变成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这启示并非“哲学的意蕴”，是觉得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这一种俗气至今未脱，变化了我衡量古美术的眼光，例如希腊雕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

    鲁迅讲的这个故事，其实包含极为深厚的“哲学的意蕴”。他在这里所说的“悬想”，不仅与前面所述的“思理”、“玄想”、“思想能力”相通，而且更为精辟、准确、形象。其中最关键的是一个“悬”字。

    所谓“悬”，就是要从一味“专实利”、“重实际”的狭隘思维窠臼中“悬”脱出来，提高“思理”、“玄想”和“思想能力”。实质上说的是：人们在展开思维活动时，须“变化”我们“衡量”客观事物的“眼光“，移位换境，变换到事物原来的环境中进行设身处地的思考。因为人们在既定的凝固的视点上，从主观心理感觉出发，对客观事物所产生的直观意象，表面上似乎符合实际，实质上却是违背本来真相的。故事里所说的那些“雅士”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对周鼎所产生的“土花斑驳，古色古香”的意象，似乎符合当时所见的周鼎的实际，然而却违背周鼎本来的真相。原因在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现在所见的鼎之所以“土花斑驳，古色古香”，是由于长期埋于土中，腐蚀、变化的缘故，并非当时的真相。同样，希腊雕刻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也由于“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的。鲁迅说因此“变化了”他“衡量古美术的眼光”，从周鼎、希腊雕刻、古美术以及一切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去衡量，去观察，去“悬想”，以获得“近于真相”的认识。在这种观察、思考过程中，当然需要具备“进化的观念”与“归纳的理论”。这样，这个故事极为形象、深刻地阐明了提高“思想能力”的必要性与进行“悬想”的方法及原则。

    鲁迅在其他杂文、特别是后期杂文中时时以生动的事例启悟人们进行“悬想”：从古人当时当事的具体环境进行“悬想”，悟出古人当时并不纯厚，“经后人一番选择，却就纯厚起来了”。(《古人并不纯厚》)；采取正面文章反看法，从事物的反面进行“悬想”：“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小杂感》)“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谚语》)这样上下左右、正反顺逆、纵横交错、自由自在地进行创造性的“悬想”，有助于人们“悬”离自身既定的凝固的视点，“悬”脱主观的心理感觉，对客观事物进行“悬”位换境的观察、思考，从而打破中国传统思维定势，克服种种弊端。

    通观鲁迅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杂文，可以看出他是非常讲究思维艺术的。概括地说，鲁迅的思维艺术主要表现在质疑思维、反向思维、侧向思维、曲线思维、转化思维、闲暇思维、发散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深度思维、求实思维等诸多方面。

    总之，深读鲁迅，学会思考，自觉地像他那样进行“悬想”——天马行空，上天入地，前瞻后顾，左推右敲，深虑远谋，正想反思，才可能逐步改进我们的思维方法，提高我们的思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