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记者在采访中遇到这样一件怪事:为了促进校园足球的开展,有关部门向济南数所中小学各赠送十套“笼式足球”器材,让捐赠者想不到的是,这些学校均以各种理由婉拒。其中普遍的理由是:没有场地,缺乏师资,安全没有保障。
校园足球在济南遇到的尴尬在全国颇具代表性。
2009年4月,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通知》,把开展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纳入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人们希望看到,一场从基层做起、从基础抓起的校园足球活动能够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据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数字,截止到今年年初,这项工作已经在全国46个城市完成了布点,在2200多所中小学定点,每年投入4000万元资金予以支持。到今年,全国44个布局城市中已有1300余所学校开展了区级校园联赛,队伍达到5000支以上,参与的孩子超过百万。
不过,与全国的30多万所中小学相比,区区2200所学校所占的比例一目了然。未能开展校园足球的学校理由不外乎这样几条:学校还缺少活动场地,活动组织不够规范,政策保障不足,青少年教练水平不高,学生如受伤责任难负等等。
在金志扬看来,要想解决目前遇到的困难,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解决好“体教结合”这个困扰校园足球发展的老问题。目前,校园足球的主管部门是教育部门,起主导作用的是各省市教育局,体育部门只是起到业务指导作用。校园足球中“两条战线”的关系不理顺,校园足球的未来发展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金志扬同时认为,最重要的是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的领导,他们能不能接受这个理念。我们动员大中小学的学生积极投身到足球运动中来,首先要了解他们面临的困难,同时,我们加以业务的指导,组织各种比赛,提高他们的水平,提高教师、教练员的水平,举办夏令营、冬令营,使这些好的班子、好的苗子,经过更好环境的培养,他们的积极性自然就提高了。因为足球毕竟是一项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交流、交往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培育校园足球环境,最主要的是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的完美结合,要明确各方面的分工,比如,体育部门主要任务是提供业务指导,而教育部门要在政策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扶持。在深圳大运会上中国队里有位博士球员杨阳,引起了大家的议论,但我们千万别指望踢球的孩子都能成为杨阳,我们可以把杨阳作为一个典型,一个榜样,你不可能说,我的考试分数达到清华、北大,我的足球达到职业联赛,我觉得这不现实。
金志扬表示,希望各方面给校园足球的政策再宽松一些,给那些有一定体育天分的孩子一个较为宽松的政策。现在我们有近3000所大学,在校大学生人数接近两千万。这个人口数量都超过了荷兰的人口。这么大的资源,我们怎么去利用?每个大学都有足球场,就算每所大学有一块足球场加起来也是三四千万之巨,再加上二三千万学生,如何才能充分利用这些巨大的资源?如果大学的足球和大学的体育运动开展好了,势必影响中学生。中学的足球开展好了,又肯定要影响到小学。
目前在中国的很多家庭,父母在孩子一出世,就已给孩子设计好了一生:第一必须上大学,因为你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第二必须有广泛的兴趣和爱好;第三必须学好外语等等,其实孩子的天性是好动,好玩的。在这种理想化的驱使下,我们有多少孩子的天性被压抑,多少孩子的天赋被埋没,如果给那些具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一个稍微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能在接受文化课教育的同时又能从事锻炼、训练,又有什么不好呢?说不定在他们中间就能有突出人才涌现出来。
金志扬还认为,如果在政策上稍微宽松一点,我想我们在十年之内,中国足球在人才储备上肯定会有很大的变化。如果足协在这方面再给予更多的关注,提高这些学生的水平,提高教练的水平,输送到职业联赛的运动员水平也会有一定的提高,这样相辅相成,我想就会促进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
金志扬表示,我们不能只为孩子和家长编织足球梦想,必须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保障,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孩子投身足球。我在北京理工大学任教近8年,这些踢球的孩子个个是好样的,不仅具有足球才能,在学业上也相当优秀。他们都是通过自身努力取得了所学专业的学位,有的还考取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足球队里每年的毕业生,都是各用人单位竞相争抢的人才。不夸张地讲,每个孩子的未来都是有保障的。我想,这也许是足球带给他们最好的回报。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这样一件事: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60周年校庆时,主席台上出现了一幅颇为有趣的场景:15名三高俱乐部的老队员一字排开,其中5人是博士、硕士,5人是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队员,另5人则是国脚。
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足球分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高足球俱乐部的总教练李连江颇为自豪地对记者说:“之所以这么安排,就是要告诉台下的小队员,人生的路很宽广,要把球踢好——榜样在台上,要把书读好——榜样也在台上。要走哪条路,自己选。”他向记者透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周博士就曾是三高俱乐部的队员,他曾入选过国家青年队;但他本人对学问更感兴趣,最终选择了读书。
“一将功成万骨枯”,李连江用这句话来形容职业体育的残酷性。尽管职业球员辈出,但三高足球俱乐部的球员成才率也不到7%,绝大部分队员日后都从事了跟足球无关的其他工作。“自成立以来,30多人进了各级国家队,30多人进了职业俱乐部,其余人走上其他工作岗位。”李连江透露说,“但无论他们从事何种工作,他们的就业情况比一般孩子要稍好,而且人际关系、社会交往能力也要稍强。”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汪大昭对记者表示,开展校园足球,最大的阻力仍是观念,包括各级领导、家长,学校的观念,只要应试教育还是中国教育的指挥棒,这种观念就很难改变。身为人父、并极力鼓动自己的孩子踢球的他颇有些激动地问记者:你让孩子去踢球,受点小伤,摔个跤,蹭破点皮,又能怎么样,为什么我们非要把这点皮肉之伤看作是天大的事,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谁没摔过跟头?谁没受过伤?要知道,你越是怕孩子身体受到小刮小蹭,他的身心就越有可能受到更大的伤害。这,也是我们需要转变的观念。
(本报记者 王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