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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走向社会，作为3000多名学生组成的北京大学实践大军中的一员，第一次参加社会实践的潘庭玉雀跃振奋。
今年，她作为队长带领了一支队伍深入贵州省黔南州荔波县进行布依族文化和旅游现状的考察。为期10天的调研活动让这个北大女生收获颇丰，“实践让我们知道了很多布依族的文化习俗，并且发现网络上的炒作和现实有很大差距，也让我对保留原生态和追求小康生活二者之间的关系思考了很多。”但潘庭玉也坦言，这次实践时间很短，我们只是大学生，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大成效，只能尽量把调研课题做好。
潘庭玉的感悟道出了许多参与过社会实践的学生的心声，社会实践让学生收获颇多，但也因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实践成效打了折扣。
收获：社会是另一所大学
“社会也是一所大学。在学校里，我们是本科生，但在社会上，我们还是小学生，需要在现在以及将来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历练。”这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07级学生张思培在参加了3次社会实践后说的。
从入校以来，张思培每年都参加学院的社会实践活动，从一个“实践新手”历练成长为“老实践”人。
对大学生而言，社会是另一所丰富而深奥的大学，而暑期实践正是一个预演的舞台。
“半个月的支教活动让我深切感受到自己可以给别人的生命带来影响，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会把志愿公益当成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孙楠回忆起3年前参加中美大学生联合支教项目时如是说。支教不仅让孙楠看到了中国贫困县的落后现状，也让她对公益志愿活动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河南高校的社团组织‘三农问题研究会’是相通的，每次社会实践后都会聚集到一起进行交流，然后将有益的成果汇总上交到北京总部，而这些资料和数据将成为相关部门解决问题的重要依据。”作为“三农问题研究会的”一员，周口师范学院的宋崇飞言谈中不时流露出自豪，“社会实践后期的交流很重要，而提供途径让调研成果能真正起到作用，会更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实践热情。”
遗憾:仅凭一腔热情是不够的
“引导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将书本知识和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成为社会实践活动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目标。但面对实践，不同的团队，不同的人，总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和感悟。
“实践让我们收获的主要是经验，队长积累了团队领导的经验，队员增加了与社会接触的经验。但我们这个团其实比较‘水’，出去玩的目的大于实践的目的，我对社会实践本身不是很感兴趣。”曾为某实践队队长的王羽（化名）对记者说。
“没啥太大收获，锻炼了胆量，认识了几个朋友倒是真的。镇政府不让我们实地调查，调研问卷基本上一天搞定。说是普及乡镇一级的远程教育系统，其实就是参观一下当地的电脑房。事后，每人写份感想上交就行了。”湖南某高校的贺米曾参加过“百名学生党员挂职乡村团干”的活动，挂职本是为了锻炼，但在贺米看来，活动的形式化让这次实践失去了本应该有的意义。
因为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存在，比如高校在审核实践提案上把关不严、实践组织方的支持力度和重视程度不够、与实践地前期沟通不够等，学生社会实践往往收不到预期的效果。
“当地人觉得我们是救世主，以为向我们反映情况就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其实我们是学生，能做的只是将这些情况反映到调研报告中去，实际能帮他们的很少。”虽然很肯定社会实践这项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张灿也意识到了其中存在一些问题。
“当时孩子们都放假了，因为我们去支教才临时被找回来，他们和我们都是抱着玩的态度。”广东某大学的陈与在2008年暑假参加了一个支教项目，小陈认为大学生暑期支教并不一定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有时反而会给当地的孩子和老师们增添麻烦。“我们缺乏与小孩子沟通的经验，反而需要当地老师协助才能管好学生，这让原本放假了的老师又多工作了一个月。想要孩子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学到具体的知识是不可能的，教育的落后不是短短一个月的支教就能解决的。”
据调查，社会实践一般为时半个月，有的只有几天，这种短期性难以保证实践的深度和效果，大都只停留于表面。而以发放问卷、上门访谈等方式进行实地调查，姑且不论问卷设计是否合理，访谈把握是否适宜，只因前期准备不够，没有经过充分的调研和论证，最终的实践结果也不尽如人意。“没有充分的准备，没有固定的实践基地，没有长期的帮扶，仅凭一腔热情，是不能真正给实践所在地带来长久效果的。”小陈说道。
期望：不单是加分
上世纪80年代初，团中央首次号召全国大学生在暑期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以期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并服务基层群众。时至今日，社会实践已然成为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社会调研、支教扶贫、志愿者等旨在提高大学生实践能力和思想认识的社会实践活动，因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在现实施行中遭遇着颇多问题。
“重视形式，忽视内涵；兵马未动，舆论先行；准备不够，止于表层；流于形式，实效不大”是一些学者对时下高校社会实践的主要评价。
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各高校以学分制明确规定大学期间的社会实践活动，且对参与社会实践的学生在每年综合测评上进行适度加分，后期的实践表彰与奖学金评定甚至与保研挂钩，等等相关制度导致许多变相的实践形式涌现。
“学校在社会实践上的经费有限，所以在名额、实践地区等方面都有所限制，我们学校的‘三下乡’等实践活动一般都是学生干部参加。”湖南某二本院校的胡林反映，“因有学分规定，很多学生还是会象征性地去实践，或是干脆找认识的人在实践证明上盖个章。”
“如何提高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如何避免这种出于良好初衷的活动流于形式，这是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这是不少老师和学生共同关注的问题。
“从去年开始，北京大学的暑期社会实践提出了‘深入社会和民生，进行深度观察’的口号。我们希望学生能逐步改变过去参观的考察模式，让学生深入一线与不同职业的人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学校也将在资助、评优以及师资配备方面给予更多帮助。”北京大学团委副书记杨俊峰表示。
“我们成立了由实践经验丰富的学生组成的服务团队，前期的审核与联系准备，中期的安全与问题服务，后期的评审与实践成果转化，都有相应的指导。这种全面跟踪服务，能让学生在实践中收获更多，也尽可能地将实践成果实效化。”谈及今年刚成立的学生实践服务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社会实践中心主任唐恬神采飞扬，学生与实践地都能得到最大的收益是他们的目标。
杨俊峰对此表示认同。在他看来，社会应该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平台，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学生和实践地双方的收获和付出在理论上理应对等，双赢的局面是今后应该不断努力和加强的方向。
（本报通讯员 钟林 汪莹 本报记者 靳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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