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西方媒体“新闻自由”的华丽外衣

 编者按

    8月1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全国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举办了“从窃听丑闻看西方新闻观的虚伪本质”座谈会。来自中央有关部委和各主要媒体的新闻从业人员，从不同的角度，以新闻集团“窃听丑闻”为例，深刻剖析西方新闻自由观的虚伪本质，深刻剖析西方媒体已经沦为西方各国统治阶层政治工具和某些利益集团赢利工具的真实本质。

    本版今天摘登与会者的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窃听丑闻引发多重反思

    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 尹韵公

    全世界媒体几乎已经达成这样一个共识:窃听丑闻必定成为英国当代传媒的最大耻辱,必定成为西方国家传媒的最大污点之一。一向以折腾别国为能事的英国传媒居然不可思议地折腾起自己来了。随着揭露窃听丑闻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西方传媒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在比较中深刻反思。

    反思之一:传媒政策与国情紧密相连。默多克是办报起家的澳大利亚人,然而,为了实现“多元办媒体”的梦想,默多克“背井离乡”加入美国国籍。因为在美国只要有钱就可以办任何媒体。英国传媒政策比美、澳更宽松。由此看来,英国传媒环境拓展了默多克的事业与辉煌,但终究也毁坏了默多克的事业与名声。默多克的传媒经历告诉我们:尽管澳、美、英三国的价值观基础相同,但在价值观的政策显现方面还是有着不同,甚至有较大差异。也就是说,任何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发展水平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传媒政策。任何国家不能将自己的传媒政策强加给其他国家,更不能据此指责和诋毁其他国家的传媒政策。

    反思之二:新闻自由与责任紧密相连。窃听丑闻引发的最多议论是如何诠释新闻自由。西方媒体把新闻自由常挂嘴边,一方面占据道义高地,另一方面企图给非法行为和卑劣手段披上美丽外衣,同时还为打压和排斥反资本主义理论观点寻求合法借口。窃听丑闻彻底颠覆和粉碎了西方的所谓“新闻自由”观念。滥用新闻自由才是对新闻自由的最大侮辱,而对新闻自由的最大尊重,则是加强、突出和强调社会责任意识。

    反思之三:媒体不能助恶。近十余年来,西方传媒业的残酷竞争,使得英国报业陷于恶性循环之中。明知从俗不对,但为了商业利益而不惜低俗、庸俗和媚俗,收获的却是公众的信任危机。前些年,英国的一些调查机构曾评出三种最不受信任的职业,即政客、二手车促销商和新闻记者。

    媒体应当是社会良知的化身,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引领着社会朝着正确、光明的方向前进。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应是媒体的天职。

    西方新闻观的虚伪本质

    中宣部政策研究室原主任 刘祖禹

    默多克新闻集团罔顾法律禁区和道德底线，以扩大、满足公众知情权为借口，派出大量新闻侦探、新闻线人、新闻鹰犬以及狗仔队四处活动，采集新闻。他们打探名人名媛、政界要人、王室成员的隐私、秘闻、八卦，并加以编选、构想、臆测，炮制出海量黑色、灰色、黄色、桃色……各方面各色具备的信息、新闻。这些新闻以耸人听闻、煽情蛊惑、吸引眼球，表明新闻传播人信息超强流通。一扇一扇的窃听门、窃听窗在默多克控制的媒体上开启着，其实何止《世界新闻报》一家。不然，默多克财富之巨怎么会名列世界传媒集团第二呢？在卖点第一、商业利益最大化的指挥棒下，尽管他们也常常用社会责任感来包装自己、褒扬自己，但实际上早就统统抛诸脑后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丧失了最起码的新闻道德和职业操守的西方新闻观、西方的新闻自由观，真是虚伪到了极点。  

    在新闻观和新闻自由问题上，西方从来都以教师爷自居，不断教训和指责别人，尤其是对中国横加干涉和指责。一些西方政要只要一有机会就指责中国没有人权，没有新闻自由。窃听门丑闻充分暴露出西方政客在新闻自由问题上分裂的人格和虚伪的面目。

    值得注意的是，默多克新闻集团用尽力气试图钻进中国新闻传播行业，不惜从边远的省份做起，以曲线方式在全中国落地，然而他们碰壁了。通过窃听门事件，人们加深了这样一个认识：从来就没有无限制的绝对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终将受到相关法律规范以及社会责任的制约。西方新闻集团的新闻只对他们的老板负责，对支撑新闻集团的垄断资本集团负责，对代表这些集团利益的政党负责。而我们的新闻价值理念，只能是向全社会公众负责，向人民群众负责。社会责任意识，这是当下全社会的稀缺物资。我们在新闻业内，运用各种方式、手段加强这方面意识的教育，对于发展、振兴我国的新闻业，更好地培养、造就我们自己的新闻队伍，取得广大公众的信任，至为迫切。

    “窃听门”是生动的反面教材

    光明日报社 汪嘉波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并有多年驻外工作经历的记者，我与西方媒体打交道的种种经历足以证明西方新闻观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虚伪、丑陋和卑鄙。

    我在外高加索工作期间，当地一家小报用整版篇幅发了一篇恶毒攻击中国的文章称，苏联解体了，东欧变色了，下次该轮到中国了，“中国大厦的倒塌不过是时间问题”。我了解到，该作者从未到过中国，也从未研究过中国。文章引用的所有材料都是西方记者发表的东西，而唆使发表该文的竟是一家“名声显赫”的西方媒体。据知情人透露，该小报与这家西方媒体之间是实实在在的“合作关系”，每发表一篇反华文章报社就会得到一笔外汇收入。尽管外高加索三国在法律上禁止外国资本控股当地媒体，但西方传媒大亨仍然要利用各种方式收买和左右当地媒体，以便影响和操纵当地政局。在西方政客眼里，媒体从来都是政治工具，而当媒体成长为跨国集团时，这个“好用极了的政治工具”就成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高能量利器”。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打着客观、公正、独立的幌子，利用其在国际舞台上强大势力，采取不客观、不公正、不独立的新闻报道手段不断矮化、丑化、妖魔化中国，对中国的进步和崛起抱有不加掩饰的敌意。在国际政治语境的背景下，西方媒体沦为政治工具的本质已经暴露无遗。而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些媒体人还盲目推崇西方的新闻自由。发生在英国的“窃听门”丑闻再次告诉我们，西方新闻观所鼓吹的客观、公正、独立是多么虚伪。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理直气壮地揭露和抨击西方新闻观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虚伪本质。

    对于中国新闻工作者来说，“窃听门”是生动的反面教材。恰是在报道“窃听门”丑闻的过程中，中国的记者编辑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立场观点，对英国媒体丑闻提出尖锐的质疑：西方“民主制度”怎么可以允许新闻机构只追逐商业利益？怎么可以允许大众传媒工具转变成垄断性质的“媒体帝国”？“窃听门”乱象的源头在哪里？到底是谁给“窃听门”丑剧的发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又是谁让媒体成了政客和商人们争权夺利的工具？这些质疑引发的思考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极其重要。

    西方媒体所谓“客观、独立”的报道是不存在的

    新华社 马胜荣

    客观、独立地报道新闻事件应该是新闻媒体展开新闻报道的理想目标，但是能否真正体现客观独立却是有条件的，因为所有的新闻报道都会受到报道者所处的政治环境、所受的教育背景以及个体报道者政治态度和经济地位的影响。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媒体和新闻院校推崇的主流新闻理论只强调新闻传播的客观公正性和媒体本身的独立性，而不谈实现“客观、公正”传播的条件，因此从本质上看他们所称的“客观、公正”是不存在的。

    《世界新闻报》所宣称的“独立”立场显然是虚伪的。为了追求在经济上获利，该报不择手段，对上至英国王室、政治家、下至阵亡军人和恐怖袭击遇难者家属，甚至失踪女孩进行窃听，以扩大自己的发行量和争取广告份额，充分表明了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这家报纸的目的。这种所谓的“客观、公正”和“独立”只是一种空洞的标榜。

    境外和西方不少媒体常以“自由”和“人权”卫士的面貌出现，却为获得自身利益无限制地侵犯他人的尊严和隐私权。这是对“新闻自由”的滥用，“新闻自由”不能成为侵犯他人尊严和隐私乃至他国和他国公民利益的保护伞。

    《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和由此揭露出来的问题反映出，西方所宣称的新闻传播“客观、公正”的理念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巨大距离。我以为，客观、公正地向公众传播新闻事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容。新闻的本源应该是物质的东西，是人类在同自然界和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是客观的实在。中国媒体和新闻教育机构可以继续认真观察和分析这一并不孤立的事件，并且从这些事件中不断深入思考和认识有关新闻传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西方媒体的制度困境

    人民日报社 吕岩松

    1999年我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北约轰炸后，很多西方记者第一时间聚集在使馆大门口采访，他们问我夫人的感受，当时我夫人只说了两个英文单词，“北约、灭绝人性”。一瞬间，照相机的闪光灯、摄像机的照明灯全都熄灭了，这些西方记者掉头就走。这一刻，我再次感受了西方国家所谓的“新闻自由”。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与政府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媒体集团特别是跨国传媒巨头，不仅直接控制和操纵新闻媒体，还与政界、商界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来更好地维护各自利益。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制衡。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政界人物拉拢、利用甚至取悦媒体；为获取媒体舆论支持，相关职能部门对媒体的一些不当之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媒体不惜采用窃听、贿赂等非法途径获取独家内幕消息，争取有利的政策支持。西方民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媒体绑架民意、民意胁迫政客、政客勾结媒体”这个难以解脱的恶性循环。

    窃听丑闻折射出西方媒体发展及民主体制遭遇的制度困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反面教材。它提示我们要进一步引导国内媒体健康发展。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毫无限制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一种权利，但它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一旦我们无限夸大这种权利、将其绝对化，它反过来也必然会伤害新闻自由本身。自由和责任总是相伴而生。自由精神应是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正因为如此，自由精神才是美好的精神。我们所讲的新闻自由，是一种内含责任的自由，是一种被赋予政治使命的自由。新闻事业应该为国家的稳定发展、民族的团结富强而服务，新闻自由必须基于这样的前提下来实现。

    “窃听丑闻”揭露西方传媒的虚伪本质

    中央电视台 海 霞

    《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不仅撕碎了西方传媒的华丽外衣，让人们看清了西方某些媒体的沉沦、虚伪和职业道德的缺失，而且也让西方媒体的道德责任和职业伦理受到拷问。这一事件直接暴露出当今西方媒体逐利的本质，以及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标榜的所谓“自由”、“公正”、“人权”新闻观的虚伪本质。

    窃听丑闻表明，大多数西方媒体以逐利为目的，使其难以做到“真实客观”。在西方既有的市场体制和新闻体制下，媒体的逐利性导致其新闻报道根本不可能做到其所标榜的“纯粹、独立和客观公正”。

    在这些窃听事件中，一些西方媒体以知情权为借口，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公然大肆侵犯公众的隐私权，这是对西方新闻媒体标榜的“自由”、“人权”巨大的讽刺，也是侵犯人权最直接的例证，是“新闻自由”的滥用，也触犯了法律和伦理的底线。窃听丑闻也曝光了西方一些媒体和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一向宣称“民主”、“人权”的某些国家的政府，没有尽责地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侵犯。

    中国的新闻媒体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纽带。我们电视媒体工作者始终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坚守职业道德，注意保护采访者隐私权，如：采访中尊重被采访者的意愿；对画面中出现的未成年人，以马赛克进行遮挡；对地震等灾害中遇难的人员不暴露遗体；调查采访合理合法运用采访手段等。发生在英国的这起窃听丑闻，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世界新闻报》嘲讽了没有边界的“新闻自由”

    京华时报社 苏 宁

    《世界新闻报》的窃听行为，不仅公然违反英国报业的自律守则，而且明显涉嫌违犯法律和侵犯人权。它为了疯狂追求刺激性新闻而突破法律和道德约束，最终走上穷途末路。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于宣扬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还是西方媒体而言，“伟大”是不能自封的，超越法律和道德的“新闻自由”下场是可耻的。这起事件让我们认识到，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新闻自由也不例外。

    《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暴露了西方国家一些新闻媒体已经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附庸，而不是其所自我标榜的公众利益代言人。在英国，新闻业、政界、警界之间的利益交叉非常繁复，甚至催生了专门从事针对这种利益关系的公关人员。财团、政治利益集团、警察部门等利益集团对一些新闻机构明里暗里进行操控，使其本质上成为一种附庸，根本没有所谓的客观、公正，更没有独立的价值观。《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充分说明，很多西方媒体的价值观实际上就是逐利思想。自由和人权，不过是他们可以用来获得销售额的虚伪标签。

    对照这起事件，我们更加认识到媒体公信力与影响力、传播力的重要性。其中，公信力是基石，它不仅来自准确、权威的事实报道，也来自对法律的遵从和对道德的恪守。在合法地获取新闻方面，仅仅依靠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自觉是不够的，必须对新闻媒体及从业人员进行正确的行为指导、加强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才能确保新闻事业的健康良好发展。

    从西方媒体的“窃听丑闻”所想到的

    北京青年报社 张延平

    这次“窃听丑闻”所涉及的新闻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体集团之一；而《世界新闻报》则是有168年历史的老牌报纸，又一直活跃在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发源地的国家。应该说，他们是西方媒体的代表，其出现“窃听丑闻”恰恰暴露了西方媒体新闻观的自相矛盾。

    一直以来《世界新闻报》采取窃听方式获取新闻，不是近年来才有的事情，也并非没有被发现过，他们的“皇室记者”乃至副总编辑都曾因涉案窃听而被捕。最近又爆出英国其他媒体也存在“窃听丑闻”的问题。甚至有消息称，英国大部分媒体都雇佣了私家侦探，通过窃听获取新闻。为什么西方媒体记者会冒着践踏道德底线和触犯法律的巨大风险，去干那些无法面对公众的事情呢？最重要的原因是背后的经济利益，是把经济利益摆在了人权与自由之上。

    《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在暴露出西方新闻观的虚伪本质的同时，也为我们中国的媒体敲响了警钟。近些年来，中国媒体在一些采编手段、经营方式和管理办法上，正逐步与国际接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牢记媒体是党的舆论阵地的特殊属性，坚守我们应承担的舆论引导的社会责任，尤其要加强编辑记者队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教育。

    把新闻工作优良传统传承下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葛 兰

    窍听丑闻以及这一事件背后的东西，暴露出西方国家一贯标榜和自我吹嘘的新闻客观公正和尊重人权是多么不堪一击。作为一辈子从事新闻工作的老广播，我认为这是非常不道德和违法的行为，不是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行为。

    上世纪50年代，我参加新闻工作时，信息不畅，主要是通过广播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将国家大事传达到基层。我们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一字不错地如实报道。对听众负责、对党的新闻事业负责，新闻工作在我们心中是非常神圣的。新闻要用事实说话，要实事求是，要反对说大话、说不切合实际的话、报喜不报忧。这方面，在大跃进时期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也有许多深刻教训值得记取。正因为如此，新闻工作要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新闻要真实，要客观公正，新闻工作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三贴近”，要有高尚的职业情操和职业道德，这是我们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一贯要求，而新闻工作的公信力与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任何违反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行为都会受到社会和业内的谴责。

    现在社会上很浮躁，也影响了一些新闻从业人员，为了猎奇、赚眼球和媒体的经济利益，刊登一些虚假不实、低俗的报道，这些与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相去甚远。《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加强对青年新闻工作者的教育非常重要，老一代新闻工作者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把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