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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先父宾四先生(1895-1990)生活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西文化思想激荡的时代，主张“新中国之新文化则仍当从旧中国文化中翻新”，并坚信中华文化可对人类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的学术进路全然围绕传统学术展开，却又能体现现代学术精神。早年，他曾以《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歆父子年谱考》而享誉学界，以后又对应于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撰写同名专著。抗战期间，他的《国史大纲》与《中国文化要义》表现了他独特的中国历史观与文化观；以后又集多年工夫撰写了《宋明理学概述》与《朱子新学案》，借对宋明理学的阐发以表达其关于中国文化的理想。凡此都表明，他是以传统文化与传统精神，走出一条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道路。光明日报国学版刊发有关文章，推动研究。谨表谢意。
——钱 逊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猛烈冲击东方。在众多中国人丧失文化自信心的年代，少许深邃的思想家、学问家却没有随波逐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坚定的守望者，钱穆（1895-1990）便是其中之一。他终其一生都在探讨中西文化的优劣，揭示中国文化的独特路径，为中国文化“正名”，“为故国招魂”（余英时语）。由此建立起独特的文化史学体系，使他在20世纪的学术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文化类型说
近代以来，许多人将中西文化的差别理解为线性进化过程中的高低阶段不同，将西方文化视为进步的象征，将中国文化视为落后的代表。这种思想的逻辑前提，是相信各民族、各文化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历史规律”，相信人类历史沿着同一种轨迹演变。事实并非如此。
钱穆把世界文明分作西方型和东方型两类，前者指环地中海的埃及、巴比伦、爱琴、希腊、罗马及所波及的欧洲全部，后者指华夏中国及所波及的朝鲜、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罗等地。西方文明务于“力”的争斗，东方文明务于“情”的融合。西方文明是以转换为特点，在各区域民族之间转相更替，总是后浪覆盖前浪，很少继承；东方文明则以扩延为特点，周边民族都被中华文化同化，绵延千年不绝。这两种类型平行发展，互不冲突，交流甚少而各有偏重。类似的看法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早已言之，但梁漱溟的论证是从哲学研究入手，而钱穆的论证则是从历史研究入手。
钱穆指出，最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是“历史”。因为历史包括了一切，是客观的、实际的。历史不断地在变，尤其是近百年来更甚。但是如果单以近百年来的历史来代表中国的文化，还是不够的。因此，必须要以长时间的历史来衡量、讨论、比较，才能对中国文化有所认识。由此可见，钱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是在一个更加客观的立场上展开的，因而较之梁漱溟更有说服力。
在此种思考框架下，钱穆处处将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进行对照研究。他说，希腊与罗马是两个不相衔接的异质文化；而从先秦到汉代，则是浸染弥漫、直接相承的文化庚续。蛮族与罗马帝国，文化本不相同，所以歼灭罗马帝国之后，必得另起炉灶；而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早就深受中华文化的熏染，所谓“五胡乱华”只是中国社会内部的波澜，隋唐帝国重建统一，所承袭的北朝文化也是汉化后的北方文化。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即陷入黑暗时代，而中国则不然。中国由秦汉至隋唐，其文化的一脉相承昭然若揭。宋明理学既是佛教革新（即禅宗）的结果，又是门阀社会破灭的结果，是平民思想的新气象，与西方中古时期的教会文化完全不可类比。
他认为，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的郡县之制，根本不足以谈“封建”。中国的皇帝制度以平民社会为基础，并无特殊的贵族阶级；中国历代的封君少、地位受到限制，地主与农民之间实为经济契约关系，根本没有西方式的采邑地主。所以，两千年的中国实在不能称为“封建社会”。自秦以下，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经济地域逐次扩大，文化传播逐次普及，政治机会逐次平等”，这对于不少学者（尤其是西方人）把中国社会视为长期停滞的观点，无疑是一大反驳。
“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中国的政治组织与中国的地理环境、学术思想相协调。在“大一统”的氛围中，中国人没有感到空中天国的必要，所以没有形成西方类型的国教。耶教的推行，正是由于欧洲人无力建造合理的新国家，人间幸福无望，故而转向上帝。中国在隋唐时期，虽然佛教流行，但中国人继承的仍然是孔子、董仲舒一脉相承的文治思想，根本没有出现政教合一的局面。西方有残酷的宗教屠杀，中国则没有。禅宗的流行，与西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差不多，是中国化的文化。
钱穆发表这些观点时，流行的主流史学方法是实证研究，流行的主流观点是西方认同论，即拿中国历史比附西方历史的简单粗糙的进化论。这种线性进化论者认为，中国仍停留在西方的“中古时代”。钱穆在抗战的播迁流离之中，以满腔爱国热情讲授中国通史，“于客观中求实际，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国史大纲·引论》），不仅在学术方法上克服了通与专的冲突，还展现出极大的学术勇气和思想自信。
地理环境
对地理环境的重视是钱穆文化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他说：“历史如一本戏剧，演剧的是人物，而地理即是戏台。”（钱穆《中国文化丛谈》，第7页）他认为，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已然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发生、演变和种种特质，将有别于其他文明。
钱穆从不孤立地谈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过程，常常地把埃及、巴比伦、印度都放在同一维度进行比较。他说，中国古代的农业文化都是从各个小水系开始发展，然后扩大蔓延，及整个大水系，而埃及和巴比伦文明都只在单一水系和单一平原上展开，印度文明最早也只发生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流域，地形比较单纯。只有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中国文明起源于温带大草原、大平原，适宜于农业耕稼，这也是其他文明古国少有的先天优势，由之产生的文化品格，自然与众不同。
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独特性的基因密码早已蕴含在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之中，这深深地影响了其后的发展路径。“中国文化开始便易走进一个大局面，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始终局限在小面积里的情形大大不同。”（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6页）这是说中国文化气势之恢宏。他形象地比喻，中国是一个大家庭，他能具备好几个摇篮，同时抚养好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成长起来，其性情习惯自与小家庭中的独养子不同。这是说中国文化内涵之丰富，形态之多样。
钱穆将文化分作三层面（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七要素（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经济均居其首，因此他在考察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时，尤其重视其对经济的影响。“埃及、巴比伦、印度全都近在热带，全部在北纬三十度左右，物产比较丰足，衣食易给，他们的文化，大抵从多量的闲暇时间里产生。只有中国已在北温带的较北地带，在北纬三十五度左右……因此中国人开始便在一种勤奋耐劳的情况下创造他的文化，较之埃及、巴比伦、印度之闲暇与富足的社会，又是绝不相似了。”（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6-7页）中华民族以农业立国，其勤劳坚韧的民族性格，也是拜地理环境所赐。
简而言之，钱穆认为中国地理环境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将这种影响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使得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内部统一的大国家，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及；第二，使得中国文化能抵御外来异族的摧残，成为世界上文化绵延最悠久的国家；第三，使得中国民族内部始终能够保持一种勤奋、朴素的美德，文化常有新活力，不易腐化。
“文化国家”与“民族国家”
中国自秦朝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便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存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一观念却在近代受到来自西方的质疑。近代西方人普遍认为，民族国家才是近代国家的主要标准。在他们看来，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态”，而民族复杂的国家是一种落后状态或者是例外情形。钱穆对之并不认同。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文化国家，而非民族国家。他选择从“文化中国”的概念出发，来阐释中国特有的国家发展路径。
钱穆认为，中国并没有西方那么强烈的民族观，中国人更强调文化的作用。他认为，依照中国人想法，天时、地理、血统不同，民族性不同，均不碍事。只要有一番教化，在此教化之下，有一番政治，“教化”与“政治”便可形成一个文化而发出大力量来。中国古代正是在这种政治与教化的熔铸下，尽人之性而又尽物之性，诸道并行不悖，天下达于太平之境。中国人这种“天下一家”的文化观念，使得中国没有走上西方那种民族国家的道路，这也正是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所在。
在钱穆看来，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很早已形成，这一过程可上溯春秋战国时代，下逮秦汉大一统帝国时期，“一个既理想又伟大的民族国家遂在世界人类的历史上开始完成”。中国史上的“民族融合”与“国家凝成”早已完成，秦汉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华民族一直沿着和平的道路前进，这与西方构建民族国家的历程大不相同。西方学术主流把民族国家视作近代国家的主要标准，是由于西方前近代的历史正是围绕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而展开的。
中国历史的发展主线既然不是民族国家的构建历程，那么如何描述中国历史的演进？换言之，中国发展的动力何在？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就是一种文化的演进：“全史之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累积之成绩。”（钱穆《国史大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33页）正如余英时所云，钱穆的“中国历史精神”正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界常用的“国魂”“国粹”“黄帝魂”演变而来（《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钱穆终其一生，都在用学术揭示和捍卫这种“国魂”。
钱穆学贯四部，初由子学入门，壮年偏重考证，中年后以通识宏论显名于世。其范围之广、识见之深、才气之大、文笔之劲，当世罕有伦比。通观其学，他揭示中国文化独特性的热情和抱负一以贯之，他的“中国情怀”（马悦然语）终生未曾稍懈。他认为，写国史必须“确切晓瞭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写出特殊之‘精神’与‘面相’。”（钱穆《国史大纲》，第31页）他所用材料未尝没有瑕疵，他所得结论未尝不无偏激，他的学说在其生前也并不占主流，但他对近代以来弥漫国人的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对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回击，无疑使他成为20世纪最有力度的学者之一，陈寅恪、汤用彤、杨树达等一流学者的嘤鸣友声足以说明这一点。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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