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说记录历史

    记者：从无意间了解到“武昌有城”的历史，到研读了大量史料对武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知道自己生活多年的城市，竟有着如此复杂丰富的历史，有着如此惊心动魄的事件”，而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很多人们，对它的过往一无所知。最后决定选择武昌战役这样一个相对宏大的主题来写，您是如何构思的？着力想表现的是什么？

    方方：我因为写《汉口的沧桑往事》和《汉口租界》这两本书，很长时间都在跑档案馆、图书馆以及在武汉的街巷里转悠。泡资料久了，自然也读到许多在武汉发生的其他事件的文章。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真不少。对于一些可作为小说素材的，我都重点分类归堆，留了下来。这里面就包括武昌战役的一些回忆录。

    我最初读到关于武昌战役的资料，更多的是围城期间城内人的回忆。武昌百姓在围城四十天里的惨状吓了我一跳。那些史料于我是完全陌生的。所有痛苦的回忆，也引发了我与他们一样的痛苦。在完成了那几本书后，我又写了另外一些小说。直到2006年，我开始写《武昌城》的中篇，即现在长篇中的“守城篇”。因为前期准备非常充分，怎样写这部小说在心里早想过许久，所以写起来非常非常顺利。这篇小说后来发表在《钟山》杂志上。小说发表后，我二哥看完了，说他非常喜欢，并问我为什么不写成长篇。二哥的想法也触动了我，我想我的确应该写成长篇。但是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长篇呢？是将原有中篇重新丰满、增加人物和情节，还是另起炉灶？想了许久，觉得还是不要动已经完成的中篇，而是另外再写一部有关攻城的中篇。

    战争，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悲剧。城内人如此，城外人亦如此。将同一事件用两个相关但又独立的中篇小说来表现，读者或许更容易了解到这一事件的里里外外，以及身处这一事件中的各种人的心灵状态。说到底，战争给他们每个人都带去了血泪斑斑的创痛。无论攻城者或守城者更或城里的百姓，每个人都有着非常特别的经历。无数人的命运因这次围城而改变。而我要做的，就是用小说的形式来记录这场战争，以及战争中人们所见所闻以及已所经历。

    记者：“小说毕竟不是原始事件的还原，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写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想象。”您如何看待文学创作和还原历史的关系？您看过的史料在创作中体现了怎样的作用？

    方方：其实历史上有很多事情，我们是无法判断的。也没权利去判断，我经常说，我们不可能轻率随意地说对和错，因为我们跟我们想写的事件并没有贴身，尤其是一些复杂的历史事件，再多的阅读，都无法真正了解真相。那么，对于写作者来说，他只需要站在每个人物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去感同身受地写他们就可以了。

    我也并不想任意编撰历史。我只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创造活动在这中间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的命运。在一个社会中，任何一点小小波动，都会改变某些人的命运。更何况战争这样的巨大事件。我在意的是人在其中的状态以及他们的人生改变。而无数人的偶然改变最终将导致一个社会的必然改变。

    史料提供的细节相当丰富，小说中很多细节都来自原始记录。像曹渊之死，他留下的字条上的字我是照史料原文照抄的；攻城出发前在南操场点煤油灯等，城内的人们忙着剃掉学生头、城内的物价以及炮弹的落点（学生宿舍的床上留下未爆炸的炮弹）等等，都是真实可找到出处的。毕竟我对当年的生活一无所知，我只能在阅读资料的基础上，加以想像，以期能更真实地还原当时的状况。

    记者：上部“攻城篇”中塑造了罗以南、梁克斯、莫正奇等一系列北伐革命军战士的群像，作品似乎更侧重体现他们作为个体的精神层面的变化。这是基于怎样的考量？

    方方：我的初衷是想把武昌战役尽可能真实地还原，让人们知道，很多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我要写的主体是一个时长四十天的事件，即攻守武昌城。所有活动在其间的诸多人物都只能围绕着这个事件，而不是诸多事件围绕着某个人物。战争让每个人成长和变化。对于军人，这是四十天的武力较量；对于百姓，这是四十天的被迫受难。无数人的心态和命运都被改变。这个时间很短，只有四十天。四十天里，每一点每一滴的遭遇都以加速度的方式在推动这样的改变。因此人们、尤其是涉入事件深处的人们，在这期间的内心活动是相当剧烈而复杂的。我也是试图把这样的一些身处在某件极端事件中人们的心理波动和变化表现出来。

    记者：下部“守城篇”讲的是当时发生在武昌城内的事情，主人公马维甫一直挣扎于自己的内心，在历经种种变故之后，最终选择了自尽的结局。书的后记中写道：“无论革命军还是北洋军……他们的理想是相同的，只是选择不同结果也全然不同罢了。这些人，我们都应该记住。”这其中，是否也包括马维甫？在您看来，这类人物在历史进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您对他们持有怎样的态度？

    方方：这些人当然也包括马维甫。北洋军虽然是革命的对象，但许多北洋军人也并不是为着欺负老百姓或让中国变成更坏而当兵的。在任何历史阶段，任何人群中，都会有一些正人君子。他们有着美好的个人品质。比方北洋军官马维甫。他本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也满怀理想。在他看到武昌百姓陷于痛苦之中时，他想营救他们，而他所受的教育又使他不能随意叛变。他必须忠诚，必须恪守职责。所以他的内心一直在挣扎。良心和人格在冲突在打架。这两样都是他想要的，但他要一样就得放弃另一样。他不知如何选择。他想救百姓，但又不想毁掉人格，他想保全人格，却又不忍让百姓受如此之苦。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良心，但是他自己却遭受灭顶之灾。马维甫还有罗以南，都是想要成全某种东西而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最后其实什么也没有成全，所以他们都是悲剧人物。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遇到类似的事，而一旦遇上，也都会有同样的矛盾和挣扎。他们的悲剧正在于他们的品质优良，人格健全，而他们所存活的时代并不成全他们。说实在话，这是我热爱的人物。但我也不知道他们如马维甫到底应该作什么样的选择更为合适。

    记者：一般在战争中，女性所处的位置都是相对边缘的。在书后附录的长长的阵亡者名单中，好像也看不出哪位是女性。而《武昌城》中塑造了两位女战士：郭湘梅和张文秀，她们对革命充满信心，意志坚定，在感情上硬朗大气，细腻坚韧。虽然她们最后都牺牲了，但使得作品在冷色调中流露出几分美好的暖意。您的本意是怎样的？

    方方：我看到一张北伐战争中女护士身着白衣裙站在一排的照片，她们英姿飒爽，很令人感佩。实际上在很多的关键时刻，相当多的妇女表现出极大的冷静和理性。尤其在上世纪初，勇于出来革命的女子，多半都是那些性格坚强，硬朗大气的人。我以前见过一些女战士，她们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豪爽大气。我想，只有这样的女人，才会在那种妇女受压受气当小媳妇的年代，以叛逆的姿态，走出家门，参加革命。她们的性格使得她们在革命中表现出相当的无私无畏。郭湘梅就是这样的人，张文秀也是。她们都是我心目中最美丽的女人。（本报记者 吴 娜）